前言
　　琅琊地区文物遗存丰富，上起先秦、下迄明清，涵盖遗址、刻石、墓葬、建筑构件、封泥官印、盐业遗迹等多个门类。这些文物既是琅琊三千年历史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秦汉大一统政治、魏晋门阀文化的珍贵素材。

　　本文系统梳理琅琊地区现存文物的分布、形制、出土情况、保护现状与学术价值，以考古发掘报告、博物馆藏品信息、官方文物保护记录为依据，力求准确反映琅琊文物的真实现状，为琅琊文化研究与文旅开发提供基础史料支撑。

第一章  琅琊台遗址
一、遗址概况
　　琅琊台遗址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琅琊镇，三面临海，核心高台海拔183.4米。遗址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由“山顶高台、山下院落、秦代窑址及早期建筑群”构成完整遗存体系，是秦代关中以外规模最大的国家营建工程。
　　1982年，琅琊台遗址被列为青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历史价值再度引发广泛关注。

二、考古发掘历程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工作可追溯至20世纪后期。2019年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琅琊台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持续六年，取得重大突破。
　　2024年12月，经考古团队持续发掘，确认青岛琅琊台遗址主峰“大台”主体为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系秦始皇所筑琅琊台，证实了《史记》记载。遗址发现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存，出土的夔纹大瓦当、龙纹踏步空心砖等构件具有标准器意义。
　　2026年2月，琅琊台遗址大台西侧保护展示项目启动，总投资960万元，拟建大跨度钢结构保护设施，以最小干预原则保护已发掘的文物本体。

三、核心遗存
（一）秦代人工夯土台基
　　琅琊台主峰“大台”保存有秦代人工夯土台基，台体夯土层次清晰，地层可见秦代始建、西汉修补改建的痕迹。台基三层，层高三丈，在琅琊城东南十里。《水经注·潍水》载：“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旁滨巨海。”

（二）山顶高等级建筑基址
　　山顶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包括宫殿建筑基址、祭台遗迹等。出土秦代绳纹筒瓦、板瓦、夔纹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证实当年官署建筑群的规模。

（三）山下院落建筑
　　山下发现院落建筑群，布局规整，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可能为随从官员、卫戍部队的驻留场所。建筑基址保存较好，墙体、柱础、地面等遗迹清晰可辨。

（四）古道路遗迹
　　遗址内发现古道路遗迹，路面经过夯实处理，可能为秦始皇东巡时所修“御路”的遗存。《史记》载秦始皇“修御路”，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五）秦代陶窑遗存
　　遗址附近发现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存，窑址结构完整，出土大量陶制建筑构件残片。这一发现证明琅琊台建筑所用砖瓦等构件多为就地烧制，为研究秦代官营手工业提供了珍贵实物。

四、出土文物
（一）夔纹大瓦当
　　出土夔纹大瓦当直径超80厘米，纹饰精美，与秦始皇陵、辽宁绥中姜女石秦行宫出土器物纹饰一致，印证琅琊台为统一秦王朝的“国家工程”。此类大瓦当仅用于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是秦代皇家建筑的标志性构件。

（二）龙纹空心砖
　　出土龙纹踏步空心砖，纹饰生动，制作精良，为秦代高等级建筑的踏步用材。空心砖工艺在秦代较为罕见，琅琊台出土的龙纹空心砖具有重要的工艺史价值。

（三）陶制排水构件
　　遗址出土陶水管等排水构件，设计科学，接口严密，说明秦代建筑已有完善的排水系统。这些构件与秦咸阳宫、秦始皇陵出土的排水构件形制一致，体现了秦代建筑工程的标准化水平。

（四）其他建筑构件
　　此外还出土大量绳纹筒瓦、板瓦、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构件，以及少量生活用陶器残片。这些文物为复原琅琊台建筑群的原貌提供了直接依据。

五、保护现状
　　琅琊台遗址现建有陈列展馆，展示秦汉海洋、琅琊郡历史。遗址核心区域设有保护围栏与说明牌，对游客开放。2026年启动的大台西侧保护展示项目，将进一步提升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水平。
　　目前遗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海风盐蚀对夯土台基的侵蚀、游客参观对遗址的潜在影响、地下遗存的进一步勘探与保护等。相关部门已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确保遗址的长期安全。

第二章  秦琅琊刻石
一、刻石概况
　　秦琅琊刻石是中国石刻史上的瑰宝，为“秦七刻石”之一，也是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刻石分两部分：始皇颂辞（前219年立）与秦二世诏书（前209年加刻），传为丞相李斯以小篆书写。
　　刻石为灰岩质，通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原碑立于琅琊台，全文497字，歌颂秦朝统一功业，为“秦七刻石”中文字最多者。

二、刻石内容
（一）始皇颂辞
　　始皇颂辞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记载秦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安抚百姓、经略海疆的治国功绩。颂辞后附“维秦王兼有天下”以下208字，记录随秦始皇东巡的列侯、伦侯、丞相、卿、五大夫等从臣官职姓名，包括武城侯王离、通武侯王贲、建成侯赵亥、昌武侯成、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等。

（二）二世诏书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东巡至琅琊，在原刻石旁加刻诏书，强调继承始皇帝功业。诏书内容为：“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三、历代存废与保护
（一）宋代
　　始皇颂诗至北宋时已泯灭。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年）任密州知州时曾寻得刻石拓片，熙宁九年（1076年）亲登琅琊台考察，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
　　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返乡诸城，亲至琅琊台摩挲刻石，在其《金石录》中详加考证。

（二）明代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将残存刻石镶嵌于碑上加以保护。颜悦道还在琅琊台建海神庙、礼日亭等建筑，使琅琊台成为文人雅士登临凭吊的名胜。

（三）清代
　　清乾隆年间亦曾修缮琅琊台与刻石。清代金石学家对琅琊刻石多有著录与考证，留下多种摹本与拓片。

（四）近现代
　　1900年，刻石遭雷击散落，后经收集拼合修复。1959年，刻石调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馆藏珍品。今青岛市黄岛区（原胶南市）存有复制品，立于琅琊台景区供游客观瞻。

四、现存状况
　　现存琅琊刻石残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残存13行86字：前2行为始皇从臣官职姓名，后11行为二世诏书。刻石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秦代官方刻石唯一真品遗存之一（另一为泰山刻石残石），具有极高的史料、书法、考古价值。
　　琅琊刻石是秦代小篆的典型代表，字迹工整雄浑、气韵端庄，是研究秦代政治制度、书法艺术和文字统一的珍贵实物。其文字内容可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相互印证，校正了文献传抄中的若干讹误。

五、学术争议
　　关于琅琊刻石，学界存在若干讨论：
　　其一，刻石数量。有学者指出琅琊刻石并非两块，始皇颂诗与二世诏书同刻于一块石上，只是始皇文字宋代已漫漶不清。二世时将“杨樛”以下文字铲去，改刻诏书。
　　其二，刻石全文。《史记》所载刻石文与现存残石文字可相互印证，但部分字句存在差异，为文献校勘提供了实物依据。
　　其三，李斯书写。传为李斯小篆书写，但无直接铭文证据，学界一般从传统说法。

第三章  夏河城古城址
一、遗址概况
　　夏河城古城址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紧邻琅琊台，传为越国迁都琅琊后所建王城，也是秦代琅琊郡治、琅琊县治所在地。古城东枕大海，约周十余里，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琅琊地区的核心城邑。
　　《太平寰宇记》载：“秦琅琊郡故城，在今县（诸城）东南一百六十里，古城是也。曹魏省，并东武。后魏复置，高齐又省。按其城约周十余里，东枕大海。”

二、历史沿革
　　夏河城古城的历史可追溯至越王勾践徙都琅琊时期。勾践在此修筑王城，作为越国北方都城。秦统一后，于此设琅琊郡、琅琊县，为郡治、县治所在地。西汉沿用，后因郡治西迁而地位下降。
　　明代初年于琅琊设立兵寨，称夏河寨备御前千户所，灵山卫百户管成包以砖石，周三里。夏河城之名即源于此。

三、现存状况
　　夏河城古城址现存部分城墙基址，地表可见夯土残垣。城址内及周边出土大量秦汉时期陶器、砖瓦、建筑构件等遗物。2025年，琅琊台遗址（含夏河城古城相关区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夏河城古城的考古价值得到进一步确认。
　　目前城址部分区域被现代村落叠压，完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仍在推进中。

第四章  汉代文物遗存
一、汉代封泥与官印
（一）“琅琊丞印”封泥
　　临沂市博物馆藏西汉“琅琊丞印”封泥，四字布局匀停，篆法严谨。封泥是古代简牍文书的封缄遗物，此封泥以印面文字的形式凝固为权力秩序的符号，是西汉琅琊郡行政建制的实物证据。

（二）“琅琊典书令印”铜印
　　临沂市博物馆藏“汉阴文篆书琅琊典书令印铜印”，为汉代琅琊国官印。印文为阴文篆书，是研究汉代琅琊国官制的珍贵实物。

（三）其他封泥官印
　　山东诸城、临沂、青岛西海岸多地出土“琅琊太守”“琅琊相”等汉代封泥、官印残件，实证两汉琅琊郡、国交替的行政建制。这些文物散见于多家博物馆与私人收藏，是研究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素材。

二、银雀山汉简
　　临沂市博物馆藏银雀山汉简，1972年出土于临沂银雀山汉墓，以隶书抄写于竹简之上，内容涵盖兵书、政论、历谱、方术。其中《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解决了千年来关于两部兵书的学术争议，震惊学界。
　　作为琅琊国都所在地的语言实存，银雀山汉简证明这一地区在汉代不仅是行政枢纽，更是书面语生产与流通的活跃节点。简文大量使用“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句式整饬而逻辑严密，其语言面貌与同时期中原核心地带的出土文献高度一致，说明琅琊虽地处东方滨海，却早已深度融入华夏共同语的演进网络。

三、汉墓与汉画像石群落
（一）临沂汉墓群
　　临沂地区出土大量东汉王侯、士族墓葬，其中以银雀山汉墓、金雀山汉墓最为著名。墓葬形制多样，有土坑墓、砖室墓、画像石墓等，出土文物丰富，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钱币、丝织品等。

（二）莒县汉墓
　　莒县为东汉琅琊国最初都城（41—80年），境内分布有大量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反映了东汉早期琅琊国的贵族生活与社会风貌。

（三）汉画像石
　　临沂、莒县出土大量汉画像石，题材涵盖车马出行、经学讲学、渔盐劳作、祭祀礼仪、乐舞百戏、历史故事等，完整还原汉代琅琊的贵族生活、民间生产、社会风貌。这些画像石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是琅琊文教兴盛、经济富庶的实物佐证，也是汉代艺术的珍贵遗产。

四、琅琊王墓群
　　临沂地区分布有东汉琅琊王墓群，为东汉琅琊国历代王陵所在。墓群规模宏大，墓葬形制规格高，出土文物丰富，是研究东汉宗室封国制度、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目前部分墓葬已进行考古发掘，其余仍在保护之中。

第五章  滨海遗址与海洋文物
一、古琅琊港遗迹
　　琅琊镇近海区域考古发现秦汉古港口堤坝、码头基石、航船残骸遗存，证实琅琊为秦汉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地位。琅琊港是徐福东渡的出发港，也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辽东、朝鲜半岛沿海往来的重要港口。
　　《史记》载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其船队即自琅琊港扬帆起航。大量官吏、商旅、使节从这里出海，琅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中原王朝面向东海的窗口。

二、汉代盐业遗址
　　青岛、日照沿海发现汉代盐业作坊、聚落遗址，对应史料中琅琊盐官建制。《汉书·地理志》载琅琊郡置盐官、铁官，是汉代东部重要的海盐生产、渔获贸易、手工业重镇。
　　盐业遗址出土有煮盐用的陶制盔形器、盐池遗迹、生产工具等，为研究汉代海盐生产技术与产业布局提供了实物依据。

三、四时主祠遗址
　　琅琊台周边留存先秦祭祀遗址，出土周代、秦汉祭祀陶片、礼器残件，印证了姜太公设立八神祭祀的正史记载。四时主祠是齐国“八神”祭祀中季节之神的场所，相传由姜太公确立，与《尚书·尧典》所载观天授时之地相关联。
　　《水经注》载：“琅琊台上有神庙，在齐八祠中。”《封禅书》曰：“八神，八曰四时主，祠琅琊。”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研究先秦祭祀文化提供了珍贵线索。

四、交门宫遗址
　　《汉书·地理志》载琅琊县有交门宫，为汉武帝所造。太始四年（前93年），汉武帝“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交门宫遗址位于琅琊台附近，目前尚未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但其地望已基本确认，是研究汉代皇家祭祀建筑的重要遗址。

第六章  临沂地区琅琊文物
一、王祥故里
　　王祥故里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是“卧冰求鲤”故事的发生地。故里保存有相关历史遗迹与纪念建筑，包括王祥墓、孝河、孝祠等。“孝河”相传为王祥卧冰求鲤之处，冬季结冰时此处独不封冻，被视为孝感天地的灵迹。
　　王祥故里是琅琊王氏的发源地，也是中华孝文化的重要纪念地。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明代以来多次重修纪念建筑。

二、诸葛城遗址
　　诸葛城遗址位于临沂市沂南县，传为诸葛亮故里。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阳都故城即在今沂南县境内。遗址保存有汉代城垣基址，出土大量汉代文物。
　　沂南县建有诸葛亮纪念馆，展示诸葛亮生平事迹与文化影响。诸葛城遗址是三国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是琅琊诸葛氏郡望的实物见证。

三、琅琊颜氏遗迹
　　临沂地区保存有琅琊颜氏相关遗迹，包括颜真卿纪念馆、颜氏宗祠、颜林（颜氏家族墓地）等。颜真卿虽主要活动于唐代关中地区，但其郡望为琅琊临沂，故里建有纪念设施。
　　颜之推《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其文化影响深远。临沂地区对颜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琅琊文脉延续的重要体现。

四、西晋青瓷俑
　　临沂市博物馆藏西晋青瓷俑，与南京地区东晋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在器型、釉色、制作工艺上展现出同源性，暗示着南迁士族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文化携带。这些青瓷俑是魏晋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第七章  其他地区琅琊相关文物
一、南京地区东晋墓葬
　　南京地区出土大量东晋时期琅琊王氏、颜氏家族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包括墓志、瓷器、金银器、书画等。其中王导、王羲之家族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东晋门阀制度与家族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地、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反映了琅琊士族南渡后的生活面貌与文化传承。

二、南琅琊郡遗址
　　东晋在江南侨置南琅琊郡，其城址位于今南京附近。《六朝事迹编类》引《寰宇记》云：“晋元帝过江为琅琊王国人立也，其城在江乘县界。”据《建康实录》，晋中宗（元帝）于金城立琅琊郡。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移琅琊郡于白下。
　　南琅琊郡遗址是“地名随人迁徙”文化现象的实物见证，目前部分区域已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东晋南朝时期的建筑基址与生活遗存。

三、滁州琅琊山
　　安徽滁州琅琊山，因西晋琅琊王司马伷曾率兵驻此而得名。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开篇即云：“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琅琊山因此文名扬天下。
　　琅琊山保存有醉翁亭、琅琊寺、丰乐亭等古建筑，以及大量历代摩崖石刻与碑刻，是琅琊文化在江南地区的重要延伸。需注意的是，滁州琅琊山与山东琅琊没有行政关系，只是后世借用美名命名。

第八章  文物保护与学术价值
一、文物保护现状
　　琅琊地区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琅琊台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秦琅琊刻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得到最好的保护与研究条件。
　　临沂地区的汉墓、画像石、银雀山汉简等文物，分别由临沂市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等机构收藏保护。各地还建有多个专题博物馆与纪念馆，如诸葛亮纪念馆、颜真卿纪念馆、琅琊台博物馆等。

二、学术价值
　　琅琊文物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其一，秦汉史研究价值。琅琊台遗址、秦琅琊刻石、夏河城古城等，是研究秦代郡县制度、帝王巡狩、海洋经略、建筑工程的珍贵实物，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
　　其二，海洋文明史价值。古琅琊港、盐业遗址、徐福东渡遗迹等，见证了中国早期海洋开发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是研究古代中国面向海洋历史的重要素材。
　　其三，门阀制度史价值。临沂地区的琅琊王墓、士族墓葬、封泥官印等，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家族文化、南北迁徙提供了实物依据。
　　其四，书法艺术史价值。秦琅琊刻石的小篆、银雀山汉简的隶书、琅琊王氏的行书、颜真卿的楷书，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完整链条，琅琊因此成为中国书法文化的圣地之一。
　　其五，文字学史价值。从金文刻辞中的“琅琊”二字，到秦刻石的小篆，再到汉简的隶书，琅琊地区出土的文字文物完整展现了汉字演变的历程，具有重要的文字学史价值。

三、未来展望
　　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琅琊地区还将有更多文物重见天日。琅琊台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夏河城古城的系统勘探、临沂汉墓群的深入研究，都将为琅琊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同时，文物保护与文旅开发的协调发展也是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了解琅琊文化、感受琅琊魅力，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结语
　　琅琊文物是三千年历史的实物见证，从秦代夯土台基到汉简隶书，从封泥官印到画像石，从古港遗迹到盐业遗址，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们不仅是琅琊的，更是中国的、世界的文化遗产。
　　系统梳理琅琊文物现状，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未来的责任。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珍贵文物，让琅琊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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