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琅琊石刻，又称琅琊台刻石，坐落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台遗址，是秦代东巡七刻石中现存最重要的实物遗存。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这一刻石由此诞生，成为秦代大一统政治理想、小篆书法艺术与琅琊地域千年文脉的物质载体。
　　本文以琅琊石刻的基础史实为核心，系统梳理刻石诞生的历史背景、碑文内容、历代损毁与保护、相关历史典故与人物故事，兼顾史实梳理与通俗故事解读，力求呈现琅琊石刻完整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第一章  刻石诞生的历史背景
一、琅琊地域的先秦积淀
　　琅琊滨海，自古为东方海疆重镇。《山海经·海内东经》最早记载琅琊台地理方位：“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周代姜太公封齐，设立“八神”祭祀体系，其中“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琊成为上古观象祭海的重要场所。《史记·封禅书》载：“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因其位于齐国东方，是日出之地，象征一年的开始。
　　春秋晚期，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北上争霸。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勾践曾徙都琅琊，筑台望海，大会诸侯。琅琊台由此初具高台雏形，成为东部沿海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勾践徙都一事不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学界尚存争议，但《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说明至迟在汉代，人们已将琅琊台与勾践联系在一起。
　　秦统一六国，分天下三十六郡，设立琅琊郡，郡治设在琅琊。此地山海相拥，面向东海，是中原王朝经略东方海疆的门户。这一地缘基础，正是秦始皇多次奔赴琅琊、在此筑台立石的根本原因。

二、秦始皇三巡琅琊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十一年间五次巡行天下，其中三次登临琅琊台，在所有东巡地点中频次最高。
（一）第一次：二十八年（前219年）
　　这是秦始皇第二次全国巡游，也是他首次抵达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秦始皇在此停留长达三个月，迁徙三万户百姓定居台　　下，免除十二年赋税徭役，夯筑琅琊高台，于台边摩崖刊刻巨石——琅琊刻石由此诞生。

（二）第二次：二十九年（前218年）
　　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此次在琅琊停留时间较短，但再次确认了琅琊在秦代东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第三次：三十七年（前210年）
　　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也是最后一次。“并海上，北至琅邪”，在此召见徐福，询问求仙之事。徐福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秦始皇“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同年，秦始皇在归途中病逝于沙丘平台。

三、刻石的政治功能
　　秦始皇在巡幸之地立石刻，并非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镌刻记功碑是秦汉时期的一大政治文化传统。出于对历史记忆被遗忘的焦虑，人们将时代的重要功绩与思想记录在石碑上，以承载时人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追求不朽的精神诉求。
　　秦朝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建立起影响深远的统治体制和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刻石正是这一壮举的物化见证——它将短暂的政治功绩转化为永恒的石刻记忆，让后人得以目睹秦帝国的政治宣言与治国理念。秦始皇把自己的治国纲领刻在临海巨石之上，希望山海为证，让制度法度传于万世。

第二章  刻石内容与碑文解读
一、刻石的整体结构
　　琅琊刻石分为两大部分，前后刊刻于同一石上：
　　前半部分为“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共497字。其中前289字为四言颂诗，记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后208字记录李斯、王绾等随从大臣的名字及议立碑刻的事迹。
　　后半部分为“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共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
　　两部分合计576字，文字之多，为秦七刻石之最。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二、始皇颂诗解读
　　始皇颂诗全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四言诗体写成，文辞庄重典雅，在尽量少的文字里传达出丰富的政治信息。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开篇宣告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合法性，强调法度、仁义等治国理念。“维二十六年”指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皇帝作始”意为皇帝开创了全新的时代。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这一段记载了秦统一后“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重大举措——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是“书同文、车同轨”政策的直接文字证据。“上农除末”即重农抑商，是秦代基本经济政策。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这是颂诗的高潮部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宣告了秦帝国的疆域观念，琅琊刻石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海洋领地”概念的见证之一——“东有东海”将东海纳入帝国版图，体现了秦代对海疆的经略意识。
　　颂诗之后是从臣议立碑刻的记载。列侯武城侯王离、通武侯王贲、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等从臣“与议于海上”，称颂“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这段文字保留了秦代核心统治集团的名单，是研究秦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史料。

三、二世诏书解读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东巡至琅琊，感念先帝功绩，命人在原刻石旁补刻诏书。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
　　二世诏书的核心逻辑是：秦始皇所立的刻石上只称“皇帝”，未称“始皇帝”，如果后世继承者也刻石称“皇帝”，就无法区分先帝的功绩。因此需要在原石旁补刻诏书，申明这些刻石都是始皇帝所为，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诏书由“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上书请示，获“制曰：可”的批准。这意味着秦二世不仅要继承秦始皇的政治遗产，还要通过刻石的方式将这一继承关系永久固化。于是，这块石头成为父子两代帝王意志的共同载体。
　　清代诗人钱载有诗记录了这一史实：“二世东行章盛迹，尽刻当年所立石。”如今保存下来的琅琊刻石残块，主要是二世诏书部分。

四、“一块刻石还是两块刻石”的考辨
　　关于琅琊刻石的数量，学界曾有不同观点。诸城市原博物馆副馆长任日新曾认为琅琊刻石共有两块：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第二块为“二世诏书”。但祖籍诸城的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经过深入考证后指出：“刻石只有一块是没有问题的，我查了《史记》和好多文献比对，没有第二块。”
　　张崇琛认为，先刻的是秦始皇的颂诗，后刻的是秦二世的诏书，颂诗和诏书刻在了一块石头上。对于苏轼和赵明诚所述的“颂诗亡矣”，张崇琛认为“亡”不能理解为石头丢失或遗失，应该是刻石上的字看不清楚了。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为学界主流。

第三章  书法艺术：小篆的典范之作
一、李斯与秦小篆
　　琅琊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在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删略大篆，取其合理者，参为小篆，使之成为秦朝的标准字体。琅琊刻石的书写正是这一文字改革的集中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介绍使用的是“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的说法。秦代刻石原始没有署名，“李斯书写”属于后世书法史的传统说法。但无论具体书写者能否完全确定，琅琊刻石本身都是研究秦代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资料。

二、书法艺术特点
　　琅琊刻石的书体为秦小篆，这是推行“书同文”政策后的标准字体，是文字演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书法艺术具有以下特点：
（一）承前启后
　　其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浑融中见秀丽。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李斯所书小篆被称为“玉箸篆”，线条如棉里裹针，细而挺劲。

（二）灵动圆活
　　结体的弧形比《泰山刻石》更为圆活，更表现出活泼的意趣。整体字形比《泰山刻石》更为修长，结字端严秀丽，书风虽工整谨严却不显板滞。

（三）无上神品
　　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将李斯所书小篆定为“神品”。清代金石学家杨守敬评其书法“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此刻石是秦代刻石中最可信的一种，书体与泰山刻石基本相同并较谨严。

三、在“秦七刻石”中的地位
　　秦始皇五次出巡留下了七处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两千多年风雨剥蚀，其中六处刻石已湮没，原石尚存的仅琅琊刻石与泰山刻石两处。而琅琊刻石残存的文字较泰山刻石更多，是“秦七刻石”中存字最多的一块，也是我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秦代刻石。
　　琅琊刻石不仅是秦代“书同文”政策下小篆书法的巅峰之作，更是秦始皇“刻石宣威，九州同法”这一核心政治雄心的永久宣言。

第四章  历代损毁与保护
一、北朝至唐代：风化渐始
　　秦代以后，琅琊台一直作为历史遗址存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琅琊台的地理和形制：“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旁滨巨海。”这些记载虽然距离秦始皇时期已经很远，但仍然为后人认识古代琅琊台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刻石已残损严重，但具体损毁情况文献记载不多。

二、北宋：苏轼的摹刻保护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偶然寻得一些琅琊刻石的拓片，被拓片上浑圆厚重、古意盎然的字体深深震撼，遂亲往琅琊台考察。此时距离琅琊刻石刻成已过去1200多年，刻石历经风雨侵蚀，始皇颂诗部分已基本磨灭，仅存从臣姓名和二世诏书残段。
　　苏轼在《书琅琊篆后》（又称《刻秦篆记》）中记述：“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
　　苏轼与擅写篆体的文勋联手，请文勋根据旧拓本临摹刻石，自己则撰写跋文于其后，将临摹的刻石置于修整一新的超然台上。苏轼在文中提出“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的观点，认为秦朝虽政治暴虐，但其文字工艺成就显著，强调应客观看待历史文化遗产。
　　苏轼无意间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保护、传承秦琅琊刻石的官员，使得后世人们加大了对琅琊原刻石的保护力度。苏轼于超然台上所立秦篆碑及东坡跋文今皆不存。

三、北宋：赵明诚《金石录》的著录
　　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回故里诸城，亲往琅琊台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证。他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据此可见其时刻石的保存梗概。《金石录》将“秦琅邪台刻石”列为卷第一所收录的重要金石之一。赵明诚还记载：“熙宁中密州守尝模搨刻之于石。”

四、明代：颜悦道的重修与镶嵌
　　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石碑一座，将残存刻石镶嵌于碑上。这一举措使历经风雨侵蚀的石刻得到了重要的保护，也改变了石刻原本的摩崖状态，是石刻脱离山崖、转为碑石保存的开端。颜悦道还在台上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

五、清代：铁束加固与碎裂
　　清代顺治年间，程淓磨平了碑石南面的迸裂痕，刻上“长天一色”四字。乾隆年间，诸城县知事宫懋让发现石刻出现严重裂痕，以铁箍（铁束）加固保护，暂时延缓了损毁速度。
　　嘉庆年间，以灰泥填补加固，字口有为灰泥遮掩，至咸丰时方重现。道光年间，铁束腐朽散落，刻石轰然碎裂。后来，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盖刻石，加以保护。
　　清代大量金石著作，如毕沅、阮元所编《山左金石志》，对琅琊刻石尺寸、文字、拓本进行详细记录，诸多学者不断拓印留存文字，为后世修复提供了依据。

六、近代：雷击散失与搜寻修复
（一）雷击散失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刻石遭雷击散失。历经两千余年沧桑的琅琊刻石，在这一劫难中破碎为若干石块，散落于荆棘荒草之中。国宝濒临灭失。

（二）王培祜的搜寻
民国十年（1921年），山东省政府下令各地勘验保护文物。时任诸城教育局局长王景祥请来当地大儒孟昭鸿，共同寻找秦碑琅琊刻石的踪迹。诸城县视学王培祜亲往琅琊台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与孟昭鸿一起小心翼翼地将十几块破碎的琅琊刻石搜集在一起。

（三）孟昭鸿的修复
　　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又字方儒，号放庐，祖居诸城市城里督府巷，出身于仕宦之家，非常重视古籍碑刻的搜集。1924年、1925年，他两次赴琅琊，访集秦刻石，得“二世诏书”残石，移县修复。他们将破碎的刻石运至诸城，经黏合修复后，发现刻石残缺左下一角（缺失九行末“御”、十行末“臣”、十一行末“刻”三字）。修复工作历时约一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完成。
　　修复好的石刻运到诸城后，在超然台东南30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置内保存。为记始末，孟昭鸿亲书经过。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时，请孟昭鸿嫡孙孟庆泰用隶书体书写两通碑，一通是《秦琅琊刻石释文》，一通是《重刻秦琅琊刻石记》。

（四）入藏国家博物馆
　　抗日战争时期，石刻数次辗转迁移，当地有识之士为防止石刻被日军掠夺，用泥巴糊住碑文、报纸遮盖，历经重重劫难保全残石。新中国成立之后，石刻移交胶东文管会，入藏山东博物馆。1959年，刻石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防止风化剥蚀，原碑被珍藏在库房中，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为复制品。

第五章  相关历史典故与人物
一、李斯：小篆的创造者与刻石的书写者
　　李斯（约前284年—前208年），楚国上蔡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他师从荀子，入秦后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官至丞相。在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中，李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删略大篆，创制小篆，使之成为秦朝标准字体。
　　秦始皇五次出巡的刻石，传统上均归于李斯所书。琅琊刻石的小篆字形匀整、线条圆劲，是秦代官方书法的最高水平。然而，李斯的个人命运却与他所书的刻石形成了残酷的对照。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合谋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后因赵高构陷，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夷三族。临刑前，李斯对其子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这位中国文字史上的巨人，其手迹在琅琊海风中挺立至今，而他自己早已成为历史尘埃。刻石上“丞相臣斯”的署名，既是他权力巅峰的见证，也是他悲剧命运的伏笔。

二、徐福东渡与琅琊刻石
　　徐福东渡是中国航海史上的重要事件，而琅琊台正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起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琅琊台“遣齐方士徐福入海求仙药”。徐福是齐地方士，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可求长生不老之药。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山东时修筑琅琊台，看见大海深处海市蜃楼如仙山琼阁，于是征召方士询问。徐福从琅琊台前的琅琊港启航东渡。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找徐福问求药之事。徐福称山上的大神嫌礼物太少，要求选送优秀的男女和工匠。最终徐福率三千童男女及百工，从琅琊台出发东航，“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需要特别辨析的是：琅琊刻石的碑文上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徐福。徐福求仙属于琅琊地域配套典故，不是刻石本身内容。正史记载石刻本身没有提及徐福，但琅琊台是徐福入海求仙的出发地，是琅琊文化密不可分的民间典故。后世文人常常将琅琊石刻、秦皇望海、徐福东渡三件事并置，构成琅琊台完整的故事图景。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秦始皇立刻石于琅琊台，不仅为纪功，更为“镇海”——以帝王的文字力量压制东海波涛，保佑徐福船队平安归来。当然，徐福一去不复返，刻石虽在，海却未曾被“镇”住。这个传说本身极富戏剧性：一个皇帝用石刻向大海宣示权力，大海却以沉默回应，最终带走了他长生不老的梦。

三、苏轼：第一位保护刻石的官员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在民间得到琅琊刻石的旧拓本，深感其珍贵，遂邀请庐江文勋摹勒刻石，置于超然台上，并撰写《书琅琊篆后》。
　　苏轼在文中提出“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的观点，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他无意间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保护、传承秦琅琊刻石的官员。苏轼在密州期间还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千古名篇，琅琊的山海气象无疑影响了他的创作心境。

四、赵明诚、李清照：金石伉俪与琅琊访碑
　　赵明诚（1081—1129），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宋代著名金石学家。其夫人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宋代最伟大的女词人。政和元年（1111年），赵明诚偕李清照回故里诸城，亲往琅琊台摩挲刻石，在《金石录》中详加考证。
　　《金石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石目录与研究专著之一，对琅琊刻石的著录与考证，为后世研究秦刻石提供了重要参考。李清照作为宋代最伟大的女词人，随夫考察琅琊台的经历，虽未留下直接吟咏琅琊的词作，但这段金石姻缘成为文坛佳话。

五、孟昭鸿：乱世护碑的大儒
　　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诸城人，出身仕宦之家，是近代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1921年至1925年间，他多次赴琅琊台搜寻散失的刻石残块，与王培祜一起将十几块碎石搜集黏合，修复了琅琊刻石。在战乱频仍的民国年代，孟昭鸿以一介书生之力，守护了这件国宝级文物，其功绩不可磨灭。

第六章  琅琊石刻的多重文化价值
一、史料价值
　　琅琊刻石是秦代官方第一手实物，印证郡县制、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重大国策，可以和《史记》互相对照，校正文献。它是唯一可直接佐证秦始皇东巡琅琊、经略东海的实物文字史料，填补了秦代海疆治理的文献空白。刻石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有东海”等表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海洋疆域观念的文字见证。

二、文字书法价值
　　琅琊刻石是秦小篆的标杆样本，汉字由大篆转向小篆的实物标本，历代书法家学习秦篆的核心范本。其“玉箸篆”线条圆劲、结体端严，被张怀瓘列为“神品”，杨守敬誉为“无上神品”。

三、地域文化价值
　　琅琊石刻是琅琊文化的精神符号，串联起先秦齐地祭祀、越人北上、秦代东巡、滨海海洋文化，奠定琅琊文化的史料根基。它完整记录琅琊地区两千余年历史沿革，是青岛滨海历史文化最核心的文物遗存。

四、文物保护史价值
琅琊刻石两千余年的损毁与保护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的缩影。从苏轼的摹刻保护，到颜悦道的镶嵌护碑，到清代的铁束加固，到民国孟昭鸿的搜寻修复，到新中国入藏国家博物馆——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份文化遗产。刻石的坎坷命运，见证了历代人对历史遗存的重视以及文物保护方式的变化。

结语
琅琊石刻历经两千二百余年，从海边摩崖巨石，碎裂为一方残石。始皇的颂歌已经在原石之上漫灭，依靠史书保存；二世诏书八十余字残石留存至今。它见证帝王功业，也见证文物在朝代更迭、风雨战火之中的坎坷命运。
石刻、琅琊台遗址、传世文献、历代拓本共同构成完整琅琊史料体系。它不只是一块书法碑，是大一统时代留下来的石头史书，是连接古代文献、历史人物、地方文化和现代考古的一条线索。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琅琊台，也可以看到一处历史遗址是怎样在漫长时间中被保存、认识和重新发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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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石鼓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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