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琅琊石刻文物体系以秦代琅琊台刻石为核心主体，兼蓄汉、唐、宋、明清历代碑刻题记，涵盖原石遗存、传世拓本、遗址复制品、考古出土文物等多个门类。这些文物历经两千余年风雨沧桑、战乱损毁与历代保护，构成了一部立体的“琅琊石刻史”。
本文系统梳理琅琊石刻的文物现状，包括秦琅琊台刻石原石、历代碑刻遗存、传世拓本、琅琊台遗址考古成果、文物保护措施与数字化保护进展，力求全面呈现琅琊石刻文物的保存状况与学术价值。

第一章  秦琅琊台刻石原石
一、收藏单位与基本形制
　　秦琅琊台刻石残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据国家博物馆公布的数据，残石为竖直长方体，石灰岩材质，表面黝黑，纹理清晰。
形制数据存在两种记载：一说高132.2厘米，宽65.8至71.3厘米，厚36.2厘米；另一说通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差异源于不同时期的测量标准与修复后的尺寸变化。清代文献记载其原为锥体结构，高逾3米。

二、现存文字
　　现存残石存刻铭13行，共86至87字（不同统计口径略有差异）。前2行位于右侧，为秦始皇二十八年随皇帝巡视的最后两名从臣的官职、姓名——“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后11行位置低于前两行，为秦二世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
　　属于秦始皇时代的原始刻字仅存“五大夫杨樛”等寥寥数字。背面残留的十三行八十七个字主要是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其中提到的“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是今天能在实物上看到的“始皇帝”这一称谓的最早见证。
　　原刻石的秦始皇颂德部分（497字）已全部亡佚，仅能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读到全文。今日完整文本完全依靠《史记》文献复原。

三、书体与艺术特征
　　刻铭书体为秦小篆，传为丞相李斯所书。其书法“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浑融中见秀丽。线条圆润劲挺，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结体的弧形比《泰山刻石》更为圆活，整体字形更为修长，书风虽工整谨严却不显板滞。
　　唐代张怀瓘《书断》将李斯小篆定为“神品”，清代杨守敬评其“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四、陈列方式
　　为防止风化剥蚀，原碑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库房中，展厅展出的为复制品。诸城市博物馆保存有复制品，青岛市博物馆亦藏有复制品。琅琊台景区内陈列的石碑，均为现代复刻品，供游客实地观览。

第二章  历代碑刻遗存
一、汉代碑刻
　　汉代承袭秦代巡海礼制，多次修缮琅琊台，留存多处记事碑刻，内容多为祭祀东海、修缮台址、地方治理记录，文风质朴，字体由小篆向汉隶过渡，具有极高的文字演变研究价值。汉代琅琊郡界碑等遗存，是研究汉代琅琊行政地理的重要实物。

二、北魏摩崖石刻
　　北魏时期，琅琊台及周边地区留有摩崖石刻，与北魏时期佛教传播、文人登临有关。这些石刻虽然残损严重，但为研究北朝时期琅琊地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唐宋文人登临题记
　　唐宋文人盛行登临怀古，大量诗词碑记留存于琅琊台，内容多为怀古咏史、山海风光、凭吊秦皇遗迹，文体以散文、律诗题记为主，记录了唐宋时期琅琊地域的文化风貌与文人情怀。北宋苏轼知密州时登琅琊台所撰碑文，记载了秦刻石当时的保存状况，是研究刻石早期流变的关键文献。

四、明清修台记事碑
　　明清地方官府多次重修琅琊台、立碑纪事，碑刻内容以修缮记录、疆域题记、风物记述为主，留存数量最多、体系最完整，是近现代琅琊历史考证的重要依据。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所立石碑，将残存秦刻石镶嵌于碑上，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碑刻遗存。清代顺治年间程淓在碑石南面刻“长天一色”四字，亦为重要题刻。

五、现存状况与问题
　　琅琊台遗址留存的明清碑刻，受滨海气候长期侵蚀风化严重，部分碑刻因年久失修，文字已模糊难辨。遗址内留存的历代碑刻残件，大多文字漫漶、残缺不全。景区虽已围栏保护，但游客触摸仍难以杜绝。这些露天碑刻长期面临海风盐蚀、风雨冲刷、四季温差等自然损毁威胁。

第三章  传世拓本
一、拓本的价值
　　由于秦琅琊台刻石原石严重残损，传世拓本成为研究刻石全文与书法艺术的重要补充资料。拓本不仅保存了比现存原石更多的文字信息，还反映了不同时期刻石的保存状况，是金石学研究的核心素材。

二、主要拓本版本
　　传世拓本多为刻石西面的二世诏书部分，存字最多者可见十三行八十六字。主要版本包括：
（一）清初旧拓本
　　86字拓本，是现存最接近原石的早期拓片，保存了刻石在清代铁束加固之前的文字面貌，学术价值最高。

（二）清早期束铁前拓本
　　乾隆年间铁束加固之前的拓本，反映了刻石尚未严重碎裂时的状态。

（三）嘉庆束铁后拓本
　　嘉庆年间以灰泥填补加固后的拓本，部分字口为灰泥遮掩，至咸丰时方重现。

（四）道光二次束铁后拓本
　　道光年间铁束散落、刻石碎裂后的拓本，文字残缺更为严重。

（五）同治末年洗石精拓本
　　同治末年清洗刻石后所拓，文字较为清晰，是清代晚期较好的拓本。

（六）民国拓本
　　1921—1922年王培祜、孟昭鸿修复后的拓本，反映了民国修复后的刻石面貌。

三、苏轼、文勋摹刻本
　　北宋熙宁年间，苏轼得旧拓本，邀庐江文勋摹勒刻石，置于超然台上。这一摹刻本虽非原石，但保存了北宋时期尚能见到的更多文字信息。复刻碑后世损毁，拓片片段收录于古帖，是研究刻石文字流变的重要参考。

四、后世摹刻版本
　　清代、近现代多地都做复刻碑，用于地方展示，不属于文物原石。这些复刻本虽然不具备文物价值，但在传播琅琊石刻文化、方便书法学习者临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章  琅琊台遗址考古成果
一、遗址概况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三面临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遗址自1973年以来历经多次调查与勘探，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约3.8平方千米。

二、考古发掘历程
　　2019年至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历时七个年度，累计发掘面积达5500平方米。这是琅琊台遗址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工作。

三、主要考古成果
（一）确认“秦修汉葺”的大型国家工程
　　考古确认琅琊台遗址为一处分布于山顶和山下、始建于秦、沿用至西汉的大型国家工程。山顶建筑基址平面呈“T”形，主体为一座高台建筑，高台最上层推测为核心殿堂。山顶“大台”主体面积约4.5万平方米，证实了《史记》中秦始皇筑琅琊台的记载。
　　出土遗物分属秦、汉两期，其中秦代见夔纹大半圆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构件，印证了秦始皇二十八年筑“琅邪台”的记载。这些实物的出土，使萦绕在人们心头关于琅琊台是否真实存在的疑虑彻底消除。

（二）首次在山东发现明确的秦代窑址
　　窑址出土大量秦代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及陶管等。其中夔纹大半圆瓦当也见于秦始皇陵、栎阳城等遗址，属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构件。这一发现为研究秦代官营手工业和建筑材料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发现战国齐国建筑群
　　遗址东南濒海台地发现一处战国时期建筑群，包括东西向长廊及长方形院落，出土遗物具齐文化特征，应与田齐经略琅琊有关。这一发现将琅琊台的历史提前到战国时期，为研究齐国滨海经营提供了实物证据。

（四）山下院落与祭祀平台
　　考古还发现了山下院落、祭祀平台等遗迹，为还原秦汉时期琅琊台的整体格局与祭祀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6年4月29日，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荣誉标志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最高认可，也为琅琊石刻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考古发掘实证了秦始皇筑琅琊台的历史记载，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

五、考古与刻石的互证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琅琊刻石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据文献记载，琅琊台正是秦始皇东巡“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的核心所在。考古人员在山顶发现的“T”字形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与《史记》“作琅邪台”的记载完全吻合。出土的秦代高等级建筑构件，与刻石所反映的秦代国家工程规模相匹配。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对于琅琊台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古代文献已经存在而结束。古书中的记载与地下出土的建筑、器物相互结合，可以让过去的历史更加具体。

第五章  遗址复制品与展示
一、琅琊台景区复制品
　　琅琊台风景区内陈列琅琊石刻现代复制品，供游客实地观览。复制品依据现存残石与《史记》所载全文制作，力求还原刻石原貌。景区内还保留着丰富的徐福文化遗存：徐福殿中有徐福塑像及介绍其生平的工笔画；琅琊港码头上立有“徐福东渡启航处”石碑；景区内还有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群雕等。

二、博物馆复制品
　　诸城市博物馆保存有琅琊刻石复制品，青岛市博物馆亦藏有复制品。这些复制品为无法前往北京参观原石的观众提供了近距离观赏的机会，也在地方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1994年重刻碑
　　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时，请孟昭鸿嫡孙孟庆泰用隶书体书写两通碑，一通是《秦琅琊刻石释文》，一通是《重刻秦琅琊刻石记》。这两通碑记录了琅琊刻石的释文与近代修复经过，是重要的近现代碑刻遗存。

四、考古发掘区保护展示
　　2026年，琅琊台遗址大台西侧考古发掘区域保护展示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960万元，预计2027年与公众见面。该项目将对考古发掘区域进行保护性展示，让公众能够直观看到秦汉时期琅琊台的建筑遗迹，进一步提升琅琊台遗址的展示水平与文化传播能力。

第六章  文物保护
一、自然损毁因素
　　作为滨海露天石刻文物，琅琊石刻长期面临着独特的自然损毁难题。青岛琅琊地处沿海地带，空气中富含海盐成分，常年的盐雾渗透、干湿交替，会持续腐蚀石材内部结构，造成石质酥化、表层剥落，是石刻风化损毁的核心原因。同时，海边常年风雨冲刷、四季温差变化，让岩石缝隙反复热胀冷缩，加剧石刻开裂破损，导致古文字字迹逐年淡化。

二、人为损毁因素
　　除自然侵蚀外，历史上过度捶拓、人为挪动、战乱破坏，也对历代碑刻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民国时期，琅琊刻石被多次拓印，部分不法商人将原石文字剜下贩卖，造成二次破坏。不少小型题记石刻彻底遗失损毁。

三、现有保护措施
（一）馆藏保护
　　秦琅琊台残石纳入国家级文物馆藏，恒温恒湿专业保存，禁止露天陈列，彻底脱离滨海恶劣自然环境，从根源终止风化损毁。

（二）遗址保护
　　琅琊台遗址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禁止违规开挖、破坏。遗址内留存的历代露天碑刻，采用文物专用防护材料进行加固防渗处理，在遵循最小干预的文物保护原则下，阻隔盐雾与雨水侵蚀。部分保存完好的明清碑刻被移入封闭式碑廊集中陈列，规避日晒雨淋的持续损耗。

（三）数字化保护
　　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所有石刻、碑刻进行高精度数字建档，完整留存石刻的形制、字迹、纹理细节，永久保存文物信息。数字化档案不仅能有效规避自然损毁带来的文物消亡风险，还能通过线上展览、数字科普的形式，打破时空限制，让更多人了解琅琊石刻的文化价值，解决了原石入库、现场无真品可观赏的传播困境。

（四）修复与整理
　　学界持续校勘碑文、整理历代拓本，修复残缺文字，完善史料体系。依托宋代古籍录文、历代拓片资料与现存残石实物，持续开展文字校勘、文本复原工作，修正历代流传文本的讹误。

四、保护面临的挑战
　　当前琅琊石刻保护仍面临诸多难题：一是露天碑刻长期受海风侵蚀，石面风化加剧；二是部分明清碑刻因年久失修，文字已模糊难辨；三是部分古拓本散落各地，为文字考证与史料研究带来一定阻碍；四是在滨海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石刻文物的保护无法杜绝损耗，只能通过持续的科学修缮、数字化留存与文化研究，让这份珍贵的山海瑰宝得以长久流传。

第七章  文物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唯一存世的秦代刻石
　　琅琊刻石是“秦七刻石”中唯一原石尚存且存字最多的刻石，也是我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秦代刻石。秦始皇五次出巡留下的七处刻石，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六处已湮没无存，唯有琅琊刻石与泰山刻石尚有残块。而琅琊刻石残存的13行87字，较泰山刻石更多，是研究秦代政治制度、书法艺术与文字演变的最珍贵实物。

二、秦代海洋治理的实物见证
　　琅琊刻石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有东海”等表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海洋疆域观念的文字见证。它证明了秦代对东海海疆的经略意识，是研究秦代海洋政治文化的核心实物。

三、“书同文”政策的标准范本
　　琅琊刻石的小篆是秦代“书同文”政策的标准字体范本，是汉字由大篆转向小篆的实物标本。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文字统一史上的里程碑式文物。

四、文物保护史的活化石
　　琅琊刻石两千余年的损毁与保护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的活化石。从北宋苏轼的摹刻保护，到明代颜悦道的镶嵌护碑，到清代铁束加固，到民国孟昭鸿的搜寻修复，到新中国入藏国家博物馆——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份文化遗产。刻石的坎坷命运，见证了历代人对历史遗存的重视以及文物保护方式的演进。

结语
　　琅琊石刻文物体系，从秦代原石到历代碑刻，从传世拓本到考古遗存，从遗址复制品到数字化档案，构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文物保护与研究体系。秦琅琊台刻石残石虽仅存87字，却承载着秦代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小篆书法的艺术巅峰与两千余年文物保护的艰辛历程。
2026年琅琊台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琅琊石刻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在新的时代，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数字化手段的广泛应用，琅琊石刻的文化价值将得到更充分的认识与更广泛的传播。千年石刻，将在科学保护与永续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2] 张怀瓘. 《书断》[M].
[3] 《石鼓文》[M].
[4] 杨守敬. 《学书迩言》[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