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琅琊石刻的传承，不仅有赖于正史典籍的严肃记录与金石学的严谨考证，也得益于历代文献的不断阐释与民间传说的生动演绎。从《史记》的史家笔法到《水经注》的地理考证，从苏轼、赵明诚的金石著录到《山左金石志》的详细校勘，从徐福东渡的民间传说到“镇海”刻石的浪漫想象——琅琊石刻的历史在文献与传说的交织中，形成了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文化文本。

　　本文系统梳理与琅琊石刻相关的历代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区分正史、地志、金石学著作、文学作品与口述传统等不同文献层级，力求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呈现琅琊石刻在传说与文献中的完整面貌，为琅琊石刻文化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史料支撑。

第一编  正史文献
一、《史记》
　　《史记》是记载琅琊刻石历史最重要、最权威的正史文献，作者司马迁为西汉太史令，其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琅琊刻石相关的内容主要见于以下篇章：
（一）《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本纪》详细记载了秦始皇三巡琅琊、筑台刻石、遣徐福入海求仙等重大事件，是研究秦代琅琊刻石的核心文献。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该篇还完整收录了琅琊刻石的颂辞全文（497字），以及秦二世加刻诏书的内容（79字），为后世研究秦代政治制度、文字统一提供了原始文本。在始皇颂诗已从原石上磨灭的今天，《史记》所保存的全文成为复原刻石内容的唯一依据。
　　关于秦二世补刻诏书，《秦始皇本纪》载：“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
　　这段记载详细说明了秦二世补刻诏书的原因与内容，是理解琅琊刻石两部分结构的关键文献。

（二）《封禅书》
　　《封禅书》记载了齐国“八神”祭祀体系，其中四时主祠于琅琊，是研究先秦祭祀文化的重要文献，也为秦始皇选择琅琊作为东巡立石之地提供了文化背景解释。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
　　《封禅书》还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东巡海上、祭祀八神、求仙问药的事迹，为理解琅琊刻石的宗教文化背景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淮南衡山列传》
　　该篇记载了徐福最终的去向：“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是关于徐福东渡结局的最早文献记录，虽与刻石本身无直接关系，但徐福从琅琊港出发的历史背景，与琅琊刻石的诞生地紧密相连，后世常将二者并置叙述。

二、《汉书》
（一）《地理志上》
　　《汉书·地理志》在琅琊县下注：“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明确指出勾践曾在此建都，并保留了四时主祠。这一记载为琅琊台在秦代之前的历史提供了正史依据，也解释了秦始皇选择在此筑台立石的历史渊源。

（二）《武帝纪》
　　记载汉武帝多次东巡琅琊的事迹：元封五年（前106年）“北至琅琊，并海”；太始三年（前94年）“幸琅琊，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汉武帝的东巡延续了秦始皇的巡狩传统，琅琊台在汉代仍是重要的祭祀与巡狩之地。
三、《后汉书·郡国志》
　　《后汉书·郡国志》在琅琊国条下引用了《山海经》《越绝书》《史记》等文献，详细考证琅琊台的历史，是研究汉代琅琊历史的重要文献。

第二编  地理典籍与方志
一、《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著作之一。其《潍水》篇对琅琊台有详细记载：
　　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旁滨巨海。
　　琅琊，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琊。
　　《水经注》还记载了琅琊台上的神庙、神泉等：“琅琊台上有神庙，在齐八祠中。”“台上有神泉，人污之即立竭。”这些记载为研究琅琊台的历史地理与民间信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理解刻石所处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参考。

二、《括地志》
　　唐代李泰等编撰的《括地志》，是唐代大型地理总志，对琅琊台、琅琊山有详细考证：
　　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琊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琊故城。
　　琅琊山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层台于山上，谓之琅琊台，孤立众山之上。秦王乐之，留三月，立石山上，颂秦德也。
　　《括地志》明确将“立石山上，颂秦德”与琅琊台联系在一起，是唐代地理典籍中对琅琊刻石的重要记载。

三、《元和郡县志》
　　唐代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其《诸城县》条记载：
　　琅琊山在县东南百四十里，《史记》曰：‘始皇二十六年灭齐，遂登琅琊，作层台于山上，谓之琅琊台，周迥二十里，秦王乐之，因留三月，徙黔首二万户于山下，后十二年，刊石立碑，纪秦功德。’
　　需注意的是，此处引文“二万户”与《史记》原文“三万户”有异，“后十二年”亦与《史记》“复十二岁”（免除十二年徭役）含义不同，反映了文献传抄中的讹误。但“刊石立碑，纪秦功德”的记载，明确指出了琅琊刻石的存在。

四、《太平寰宇记》
　　北宋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是宋代大型地理总志，对琅琊的记载最为详尽。其《河南道·密州》诸城县条记载了琅琊山、琅琊台、四时祠、秦琅琊郡故城等：
　　琅琊山，在县东南百四十里。《秦本纪》：‘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台基三层，层高三丈，在琅琊城东南十里。台下种众果树，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识，余多剥落，李斯书。台上有神泉，至灵，人污之即立竭。汉武帝亦尝登之。
　　这段记载极为重要：“上有始皇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识，余多剥落，李斯书”，说明北宋初年琅琊刻石上仍有约600字可辨识，李斯书的传统说法也在此得到确认。这比苏轼时代（熙宁年间，约1074年）“颂诗亡矣”的状况要好，说明在北宋百年间，刻石的风化速度相当快。

五、明清方志
　　明清两代是琅琊历史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主要方志包括：
　　《诸城县志》：记载了诸城（琅琊台所在地）的历史沿革与琅琊台相关史迹。明代《诸城县志》记载，万历年间诸城知县修缮残碑，嵌石护碑，尽力保全文物。
　　《青州府志》《山东通志》：省级与府级方志，对琅琊台、琅琊刻石有综合性记载。
　　《琅琊台志》：专门记载琅琊台历史的专志，是研究琅琊台与刻石的重要地方文献。
　　这些方志将琅琊刻石的历史、形制、文字、保护情况全部系统梳理，为现代琅琊石刻研究提供了完整、权威的史料依据。

第三编  金石学文献
一、欧阳修《集古录》
　　北宋欧阳修所撰《集古录》（全称《集古录跋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欧阳修对琅琊刻石有著录，记载了刻石在北宋时期的保存状况。这是金石学正式兴起后对琅琊刻石的最早学术记录之一。

二、苏轼《书琅琊篆后》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得琅琊刻石旧拓本，邀庐江文勋摹勒刻石，置于超然台上，并撰写《书琅琊篆后》（又称《刻秦篆记》）。这是关于琅琊刻石最重要的金石学文献之一：
　　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

苏轼在文中还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观点：
　　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
　　苏轼认为，秦朝虽政治暴虐，但其文字工艺成就显著，不应因政治评价而否定文化价值。这一观点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苏轼也因此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保护、传承秦琅琊刻石的官员。

三、赵明诚《金石录》
　　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回故里诸城，亲往琅琊台摩挲刻石，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详加考证。《金石录》将“秦琅邪台刻石”列为卷第一所收录的重要金石之一：
　　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
　　赵明诚还记载：“熙宁中密州守尝模搨刻之于石。”印证了苏轼摹刻之事。《金石录》的著录为研究北宋末年琅琊石刻的保存状况提供了精确的时间节点。

四、《集古录目》《金石略》等宋代金石著作
　　宋代金石学兴盛，除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外，还有欧阳棐《集古录目》、郑樵《金石略》等著作对琅琊刻石有著录。这些著作共同构成了宋代琅琊刻石研究的文献基础。

五、清代《山左金石志》
　　清代毕沅、阮元所编《山左金石志》，是山东地区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琅琊刻石的尺寸、文字、拓本进行了详细记录。该书对刻石西面的二世诏书部分做了系统的文字校勘与释读，是清代琅琊刻石研究最重要的文献。
　　《山左金石志》还记载了刻石在清代的损毁与保护情况，包括乾隆年间铁束加固、道光年间铁束散落碎裂等，为研究刻石的流传经历提供了详细资料。

六、清代其他金石著作
　　清代金石学鼎盛，涉及琅琊刻石的著作还有：
　　王昶《金石萃编》：收录琅琊刻石全文并加考证，是清代金石学的代表作。
　　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著录琅琊刻石的存世状况与地点。
　　方若《校碑随笔》：对琅琊刻石的拓本版本进行详细校勘，区分不同时期拓本的特征。
　　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琅琊刻石进行了著录、考证、校勘，构成了完整的清代琅琊刻石金石学研究体系。

七、近现代研究文献
　　清末民国起，金石学向现代学术转型，学者开始系统考证碑文文字、校勘释文、对比拓本差异。孟昭鸿在修复刻石后亲书经过，留下了珍贵的修复记录。
　　当代学界主要围绕碑文释读、书法艺术、秦代政治制度、海洋文化、石刻文物年代考证展开多维度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资料、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报告，是当代琅琊刻石研究的核心文献。
　　兰州大学张崇琛教授对“一块还是两块刻石”的考证、诸城市原博物馆副馆长任日新的相关研究，也是当代琅琊刻石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四编  民间传说
一、徐福东渡与刻石的传说
　　徐福东渡是琅琊地区最富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与琅琊刻石的诞生地紧密相连。
　　相传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百工工匠，从琅琊港出发，入海寻访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秦始皇在琅琊台立石刻颂功德，同时也希望以帝王的文字力量“镇海”，保佑徐福船队平安归来。
　　然而徐福一去不复返，刻石虽在，海却未曾被“镇”住。这个传说本身极富戏剧性：一个皇帝用石刻向大海宣示权力，大海却以沉默回应，最终带走了他长生不老的梦。
　　【辨析】徐福出海确见于《史记》，但“抵达日本”属于后世传说，并无同期考古、文献佐证。琅琊刻石的碑文上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徐福，徐福求仙属于琅琊地域配套典故，不是刻石本身内容。“镇海”传说为民间附会，无文献依据。
二、刻石镇海传说
　　当地相传，秦始皇立刻石于琅琊台，不仅为纪功，更为“镇海”——以帝王的文字力量压制东海波涛，保佑海疆安宁。刻石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有东海”的文字，被民间解读为秦始皇向东海宣示主权、镇服海神的象征。
　　这一传说将石刻的政治功能与民间信仰结合，反映了滨海地区民众对海洋的敬畏与对平安的祈愿。虽然无正史依据，但在琅琊地区民间广为流传，成为琅琊刻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神泉传说
　　《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均记载琅琊台上有神泉，“人污之即立竭”，即如果有人玷污了泉水，泉水就会立刻干涸。这个传说与石刻同处琅琊台，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也为琅琊台增添了神圣色彩。
　　民间还传说，神泉之水可治百病，饮之可延年益寿。秦始皇登琅琊台时，曾饮神泉之水，赞其甘美。这些传说虽无科学依据，但反映了民间对琅琊台的神圣化想象，也与刻石所承载的帝王求仙主题相呼应。

四、护碑传说
　　琅琊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历代保护刻石的民间故事。相传抗日战争时期，当地有识之士为防止刻石被日军掠夺，用泥巴糊住碑文、报纸遮盖，历经重重劫难保全残石。还有传说渔民在海中打捞到碎裂的刻石残块，拼凑保存。
　　这些护碑传说虽然细节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守护精神，是琅琊石刻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民间记忆。

五、李斯书写传说
　　民间相传，秦始皇东巡琅琊时，命丞相李斯亲笔书写刻石铭文。李斯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下497字颂诗。其小篆书法“玉箸篆”线条如棉里裹针，细而挺劲，令在场群臣叹为观止。
　　还有传说李斯在书写刻石时，海风大作，海浪拍岸，李斯毫不畏惧，笔走龙蛇，将帝王的威严与书法的精妙融为一体。这些传说为石刻的书法艺术增添了浪漫色彩。
　　【辨析】“李斯亲手书写”为后世书法史的传统说法，秦代刻石原始没有署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介绍使用的是“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的说法。使用时应注明“传为”，不可作为定论。

六、雷击碎碑传说
　　相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琅琊台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一声惊雷击中琅琊刻石，将这块屹立了两千余年的国宝劈成数块，散落于荆棘荒草之中。当地百姓认为，这是因为刻石上的文字泄露了天机，招致天谴。
　　这一传说虽带有迷信色彩，但雷击碎碑确有史实依据。传说将自然现象与民间信仰结合，反映了古人对刻石神圣性的想象。

第五编  文学演绎与后世影响
一、李白咏琅琊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将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与琅琊台立石并提，反映了唐代文人对琅琊刻石的历史认知。李白的诗句让琅琊台与刻石在文学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二、苏轼与琅琊刻石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与琅琊刻石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仅摹刻保护刻石，撰写《书琅琊篆后》，还在密州期间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千古名篇。琅琊的山海气象与刻石的历史厚重感，无疑影响了苏轼的创作心境。
　　苏轼对琅琊刻石的保护与推崇，使刻石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也开启了琅琊刻石金石学研究的先河。

三、赵明诚、李清照与琅琊访碑
　　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回故里诸城，亲往琅琊台摩挲刻石。这对金石伉俪的琅琊访碑之旅，成为文坛佳话。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对琅琊刻石的著录，使刻石进入了宋代金石学的核心视野。
　　李清照作为宋代最伟大的女词人，随夫考察琅琊台的经历，虽未留下直接吟咏琅琊的词作，但这段金石姻缘为琅琊刻石增添了文化浪漫色彩。

四、清代诗人咏刻石
　　清代诗人钱载有诗记录秦二世补刻诏书的史实：“二世东行章盛迹，尽刻当年所立石。”清代金石学家、诗人纷纷以琅琊刻石为题，或咏叹其书法之精妙，或感怀其命运之坎坷，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

五、历代咏琅琊诗文
　　历代文人墨客登临琅琊、题诗咏史，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这些作品或咏叹秦始皇的功业，或感怀刻石的沧桑，或赞美琅琊台的山海胜景，构成了琅琊石刻文学的丰富宝库。

六、当代文化传播
　　2026年4月，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发了公众对琅琊台与琅琊刻石的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琅琊刻石的文化价值在当代得到了更充分的认识与传播。
琅琊刻石也成为影视、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刻石背后李斯书写的权力想象、徐福东渡与刻石之间的神秘呼应、历代金石学家对残碑的痴迷追踪，都是优质的创作素材。石头沉默，但石头所承载的历史，永远有回响。

第六编  文献辨析与史料层级
一、史料层级划分
　　琅琊石刻文献可按可信度与性质划分为以下层级：
　　第一层级：正史典籍。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官修正史，记载较为严谨，可信度最高，是研究琅琊刻石历史的核心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完整收录刻石全文，是复原刻石内容的唯一来源。
　　第二层级：地理典籍与方志。包括《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明清方志等，以地理考证为主，兼具史料价值与地方特色，部分内容引用了今已散佚的古籍，具有独特价值。
　　第三层级：金石学著作。包括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等，以金石考证、文字校勘、拓本著录为主，是研究刻石文字、书法、流传经历的核心文献。
　　第四层级：文学作品与民间传说。包括历代咏琅琊诗文、小说戏曲、口述传说等，以文学想象与民间叙事为主，反映了琅琊刻石在后世的接受与演绎，不可直接作为史实使用，但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

二、关键史料辨析
（一）刻石全文的复原
　　琅琊刻石始皇颂诗部分已从原石上完全磨灭，今日所见497字全文完全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复原。《史记》的记载是否与原石完全一致，由于原石不存，已无法核对。但《史记》作为距秦代最近的正史，其记载具有最高的可信度。

（二）“一块还是两块刻石”
　　学界曾有琅琊刻石为一块还是两块的争议。任日新认为有两块，张崇琛考证为一块。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刻石只有一块，始皇颂诗与二世诏书刻于同一石上。苏轼、赵明诚所述“颂诗亡矣”的“亡”，应理解为刻石上的字看不清楚了，而非石头丢失。

（三）李斯书写
　　“李斯书写琅琊刻石”为后世书法史的传统说法，秦代刻石原始没有署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介绍使用“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的审慎表述。使用时应注明“传为”，不可作为定论。但无论具体书写者是谁，琅琊刻石都是秦小篆的典范之作。

（四）徐福与刻石的关系
　　徐福从琅琊港出海求仙见于《史记》，但琅琊刻石的碑文上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徐福。徐福求仙属于琅琊地域配套典故，不是刻石本身内容。“刻石镇海”“保佑徐福船队”等说法为民间传说，无文献依据。使用时需严格区分史实与传说。

（五）勾践徙都于琅琊台
　　勾践徙都琅琊一事不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主要见于《越绝书》《吴越春秋》，《汉书·地理志》亦载“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后世学界存在争议，考古尚未找到直接确凿物证。这一历史背景虽与刻石本身无直接关系，但为理解秦始皇选择琅琊筑台立石提供了文化渊源解释。

三、文献使用原则
　　在琅琊石刻研究中，文献使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其一，正史优先。以《史记》《汉书》等正史为核心依据，以金石学著录与地理典籍为辅。
　　其二，考古互证。文献记载需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如琅琊台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史记》关于秦始皇筑台的记载。
　　其三，标注来源。引用文献需注明出处，区分正史、地志、金石学、传说等不同层级。
　　其四，辨析争议。对存在学术争议的问题（如一块还是两块刻石、李斯书写等），需客观介绍不同观点，不可偏废。
　　其五，区分史实与传说。民间传说可作为文化补充，但不可当作史实使用。徐福与刻石的关系、镇海传说等，需明确标注为传说。

结语
　　琅琊石刻的文献与传说，构成了一部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文化文本。从《史记》的史家笔法到《水经注》的地理考证，从欧阳修《集古录》的开创之功到赵明诚《金石录》的系统著录，从苏轼“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的文化洞见到《山左金石志》的详细校勘，从徐福东渡的民间传说到“镇海”刻石的浪漫想象——琅琊石刻的历史在文献与传说的交织中，不断被阐释、被演绎、被传承。
　　这些文献与传说，既是琅琊刻石两千余年历史的记录，也是中华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它们让琅琊刻石不只是一块刻满文字的石头，更是一个承载着帝王功业、书法艺术、金石学传统与民间智慧的文化符号。系统梳理琅琊石刻传说文献，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文化传承的责任。
　　在新的时代，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推进与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琅琊石刻文献与传说的价值将得到更充分的认识与更广泛的传播。千年石刻，将在文献与传说的永续传承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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