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徐福东渡，是中国航海史与对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一。公元前219年，齐地方士徐福在琅琊台向秦始皇上书，言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始皇欣然应允，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九年之后，徐福再度出海，携三千童男女、五谷种种、百工而行，自此“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一去不返。

　　两千余年来，徐福的故事在正史与传说之间不断层累、丰富，从一个为帝王求仙的方士，逐渐演变为跨越东海、传播文明的航海先驱。本文以琅琊为核心地理坐标，系统梳理徐福其人其事的历史脉络，整合正史记载、历史典故与人物故事，力求在严谨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一个立体、完整的徐福形象。

第一章  徐福其人：姓名、里籍与方士身份
一、姓名考辨
　　徐福，《史记》原文作“徐巿”（音fú），字君房。“巿”与“福”古音相通，后世多以“徐福”行世。需要注意的是，“巿”字并非“市”字，其字形为“巾”上加一竖，读音为fú，与“市场”之“市”（shì）完全不同。后世传抄中常有将“徐巿”误写为“徐市”者，实为形近致讹。琅琊当地至今仍以“徐福”称之，少有使用“徐巿”者，这反映了民间对历史人物的称谓偏好往往超越正史用字的规范。

二、里籍争议
　　关于徐福的里籍，历代文献有“齐人”“琅琊人”等不同表述，均未离开齐地沿海范围。现代关于徐福故里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说：
　　其一，江苏赣榆说。1982年，江苏连云港赣榆县（今赣榆区）金山镇徐阜村（原名徐福村）被部分学者考证为徐福故里。该村保存有徐福故居、徐福庙等遗迹，当地流传大量徐福传说。此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影响较大。
　　其二，山东龙口说。龙口市（原黄县）古称“黄”，为秦代齐郡属县，当地有徐福故里传说及相关纪念建筑。部分学者依据《史记》“齐人”的笼统记载，结合龙口的地理位置与方士传统，主张徐福为龙口人。
　　其三，琅琊说。琅琊作为徐福上书秦始皇、船队启航之地，与徐福的关系最为直接。部分学者认为徐福即为琅琊本地人，其航海知识与海洋视野均来自琅琊的滨海环境。
　　目前学界对徐福故里尚无定论，但无论徐福故里在何处，琅琊都是他从“地方方士”升格为“帝国航海使”的合法出发地，这一点《史记》两次东渡叙事皆锚定于此，后世任何“启航地之争”都只能补充，不能推翻琅琊的首航地位。

三、方士身份与时代背景
　　理解徐福其人其事，必须回到战国末年至秦初的方士文化语境中。方士，又称方术之士，是先秦至两汉时期活跃于沿海地区的特殊知识阶层。他们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兼修神仙方术、医药养生、天文历法和航海知识，在社会动荡、列国纷争的时代，为统治者和贵族提供长生不老、趋吉避凶的方术服务。
　　齐地作为阴阳家学说的发源地，自邹衍以来便有浓厚的方术传统。《史记·封禅书》明言：“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三神山，燕齐方士群体由此养成。沿海居民因常与海洋打交道，更易于接受海上神仙的想象。徐福正是这一土壤里长出的“齐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政治抱负并不止于人间的一统天下，更延伸到对神仙世界的追求。齐燕沿海的方士阶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大规模征召入秦，成为秦始皇身边的特殊顾问。徐福作为琅琊方士的代表，不仅熟谙海上航道与东海风物，更深知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因而在合适的时机提出入海求仙之请，其成功绝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对方士的态度并非始终信任。当方士侯生、卢生等人因不满暴政而逃亡后，秦始皇便以“妖言以乱黔首”之罪名坑杀了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徐福能够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接连两次上书并最终全身远走，既需要过人的胆识，也需要周密的谋划，其作为方士之外的政治智慧不容低估。

第二章  第一次出海：公元前219年的琅琊启航
一、秦始皇东巡琅琊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后首次东巡。他先上泰山勒石颂德，然后经黄县、腄县，攀成山，登芝罘，南下琅琊台。秦始皇之所以选择琅琊作为东巡的重要一站，与琅琊在战国时期的特殊地位有关。
　　琅琊台始建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迁都琅琊之时，此后齐、楚相继经营，至秦代已成为滨海最著名的台观建筑。琅琊山海拔183.4米，三面濒海，台基平敞，自古为齐地“四时主”祭祀之所。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后，“大乐之，留三月”，并下令从内地迁徙三万户百姓到琅琊台下，免除其赋税十二年，大兴土木修筑琅琊台，立石刻碑以颂秦德。

二、徐福上书与第一次出海
　　正是在秦始皇驻跸琅琊的三个月期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徐福第一次出海。所谓“三神山”之说并非徐福独创，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是当时沿海方士们的共同话题，秦始皇不过踵迹而行。值得注意的是，徐福上书时称“等”，说明他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着一批方士共同觐见，这反映了方士群体在琅琊的活跃程度。

三、海市蜃楼与徐福进言的传说
　　关于徐福为何能在众多方士中获得秦始皇的信任，琅琊当地流传着一则生动的传说：秦始皇在琅琊台顶远眺东海时，忽然望见海面上出现楼阁城郭、车马人烟，如同仙境——今人皆知这实为海市蜃楼，是光线折射形成的自然现象，但两千年前的人们对此无法科学解释。秦　　　　　　始皇惊问左右，百官无人能答，唯有徐福从容上前解说，称那便是东海中的蓬莱仙岛，岛上有仙人居住，有不死之药。这一解说正合秦始皇长生不老的夙愿，徐福于是被委以入海求仙的重任。
　　这一传说虽未见于正史，但海市蜃楼在琅琊海域确有出现，当地至今仍偶有目击报告，因此传说具有一定的地理事实基础，并非完全凭空杜撰。元代《齐乘》已明确指出“三神山”实为海市蜃楼现象。

四、第一次出海的结果
　　徐福第一次出海后，“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始终没有找到仙药。数年之后徐福返回，向秦始皇编造了一套说辞，为第二次出海埋下伏笔。

第三章  第二次出海：公元前210年的终极远航
一、九年求药无果与徐福的困境
　　从公元前219年到公元前210年，九年时间过去了，徐福耗费数以万计的财物，却始终未能带回仙药。而此前不久，方士侯生、卢生因对秦始皇暴政不满而擅自逃亡，秦始皇震怒之余，下令御史审讯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被以“妖言以乱黔首”之罪坑杀于咸阳，史称“坑儒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徐福深感惶恐，担心自己也将因求药无功而遭诛戮。

二、徐福的“伪辞”与海神故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透过伍被之口，详细记载了徐福第一次无功而返后对秦始皇编造的说辞：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
　　徐福谎称在海上见到了海神，海神嫌礼物太薄，不肯赐药，要求以童男女和百工相赠。秦始皇听后非但没有惩罚徐福，反而更加相信东海中确有神仙和仙药，于是更大规模地支持徐福出海。司马迁在此处使用“伪辞”二字，明确揭示徐福所述海神之语为谎言，这是史家寓褒贬于笔法之中的典型体现。
　　这一记载中的关键信息在于徐福所编造的海神要求——“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振女”即童女，“百工之事”则指各种手工艺和农业生产技术，这为后世理解徐福船队的构成提供了依据。

三、鲛鱼之患与连弩射鱼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至琅琊。徐福再次上书，编造了新的理由：
　　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他向秦始皇解释说，仙药确实可以得到，但前往蓬莱的海路常被巨大的鲛鱼阻碍，船队无法通行，请求派善于射箭的武士同行，用连弩射杀鲛鱼即可顺利抵达。秦始皇再次相信了这番说辞。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秦始皇于是下令入海者携带捕捉巨鱼的工具，自己则亲自从琅琊台出发，沿海北上，“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在芝罘（今烟台芝罘岛附近）用连弩射杀了一头巨鱼，扫清了徐福所描述的障碍后返回。

四、第二次出海的规模与构成
　　秦始皇不仅派了善射的武士随行，还“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所谓“振男女”，即未婚的童男童女；“五谷种种”，指各类农作物种子；“百工”，则涵盖工匠、技师、医生、农夫等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
　　这次出海的规模远超第一次，不仅是人员的增加，更有“五谷种种百工”这一细节，说明徐福已经做好了不再返回的准备——他要带的是一支足以在海外落地生根、自给自足的完整队伍，而非仅仅求药的使团。通俗地说：第一次是方士赌始皇的迷信，第二次是徐福借始皇的恐惧完成一场有计划的海外迁移。求仙是旗号，避秦是潜因，带百工五谷是破绽，也是真相。

五、“止王不来”：徐福的结局
　　徐福率领这支庞大的船队，“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他找到了一个广阔的平原水乡之地，便在那里自立为王，再没有返回中原。秦始皇当年七月即病逝于沙丘，徐福东渡遂成绝响。
　　《史记》的记载至此戛然而止，没有写明徐福最终到达的具体地点，留下了巨大的历史谜题。这个谜题，成为后世两千余年徐福传说不断层累、丰富的源头活水。

第四章  后世正史中的徐福记载
一、《汉书》
　　《汉书·郊祀志》载：“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班固将徐福与韩终等方士并列，暗示他们皆为迎合帝王私欲的江湖术士，“因逃不还”四字坐实了“避诛不归”说。在汉代士大夫的批评话语中，徐福的形象多带有负面色彩。

二、《后汉书》
　　《后汉书·东夷列传》将徐福之事置于《倭传》之中，在叙述倭国风土人情之后写道：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
　　这是正史中首次将徐福东渡与倭国（日本）联系起来进行叙述，暗示徐福最终抵达的地方正是日本。范晔使用“传言”二字，表明其态度是记录传闻而非确证史实。

三、《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载，吴大帝孙权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和亶洲：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
　　这里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到了三国时期，徐福东渡已是在沿海长老中口耳相传的旧事；二是“世相承有数万家”表明，无论亶洲究竟在何处，当时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华人聚落传说。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亶洲，表面上是“求海外奇珍”，实际上也有寻找徐福后裔、拓展海上势力的意图。

四、唐代《括地志》与《史记正义》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亶洲在东海中，秦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可见直到唐代，仍有亶洲之人渡海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贸易的传闻，这说明徐福东渡所开辟的海上通道在后世并未完全断绝。

五、五代《义楚六帖》：日本说的定型
　　五代后周时期，僧人义楚在其所著《义楚六帖》（又称《释氏六帖》）中首次明确写道：
　　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
　　义楚之所以能够如此具体地描述徐福在日本的情况，据其自述，是因为他的朋友宽辅和尚曾到日本游历，亲耳听闻当地传说并将之告知。这是目前已知最早明确指出徐福最终到达之地为日本的中国文献，此后徐福东渡日本的说法逐渐成为主流，在宋元明清各代被不断引用和发挥。

第五章  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
一、三神山传说
　　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传说，是徐福东渡的直接动因。这一传说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齐燕沿海，《史记·封禅书》载：“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海市蜃楼的特征：远看如云，近看则沉入水下，船一靠近就被风吹走。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均未能到达。秦始皇统一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徐福正是利用这一传说获得了出海的机会。

二、跺脚沟与争高山
　　在琅琊当地，“跺脚沟”的故事流传甚广。相传秦始皇修筑琅琊台，每日增高，意图让它高冠群峰，以便站在台上无遮无碍地眺望徐福求仙船队归来的身影。然而琅琊台越筑越高，与之相邻的西侧山峰竟也随之生长，两山竞高，互不相让。秦始皇见状勃然大怒，登上西山　　狠狠跺了三脚，大喝“我再让你争高”，西山这才停止了生长。而他跺脚之处裂开一道深沟，后人便称之为“跺脚沟”，西侧山峰则名“争高山”。
　　这个传说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地形由来的解释性故事，实则折射出秦始皇刚愎暴烈的性格特征和求仙若渴的急切心理。琅琊台与争高山一高一低的地理格局，正为这个故事提供了“物证”，使得传说世代相传不衰。

三、童男女化鸟
　　胶南一带流传着“童男女化鸟”的俗谣：言随徐福出海求药的童男女化作海鸥，年年三月飞回琅琊台望乡。这个凄美的传说将《史记》冷峻的“发童男女数千人”翻译成滨海民众能讲给子孙听的离别故事，寄托了对那些一去不返的少年的哀思。

四、小休洞（暖气洞）
　　琅琊台侧有一石洞，仅容横卧，冬出热气，当地传为徐福斋戒候风之处，人称“小休洞”或“暖气洞”。传说徐福在出海前曾在此洞中斋戒，等待适合航行的季风。这个传说虽无文献佐证，但与徐福方士身份和出海前的斋戒仪式相吻合，为琅琊台增添了神秘色彩。

五、射鲛鱼
　　秦始皇在芝罘射杀巨鱼的史实，在琅琊当地被附会为“徐福驱鲛”的传说。渔民相传，徐福第二次出海前，琅琊湾口出现巨大鲛鱼，徐福请求秦始皇派弓箭手射杀，秦始皇亲自乘船入海，在芝罘射杀巨鱼，为船队清路。这一传说将史实与地方记忆结合，成为琅琊徐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章  徐福形象的历史演变
一、汉代：方士的负面形象
　　在汉代，徐福被视为与安期生、羡门高等齐名的方士，其求仙行为与秦始皇的暴政紧密关联，因而在士大夫的批评话语中多带有负面色彩。班固《汉书·郊祀志》将徐福与李少君、栾大等一同列入，暗示他们皆为迎合帝王私欲的江湖术士。

二、唐宋：从方士到文化使者
　　唐代以降，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徐福逐渐从求仙不返的方士转变为渡海传道的文化使者。五代义楚《义楚六帖》首开徐福东渡日本之说，宋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的吟咏，更将徐福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历史联系起来，其形象由此得到重塑。

三、明清：航海先驱的正面化
　　明代以后，随着海外视野的拓展，徐福东渡更被视为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象征，其评价日趋于正面。明代《琅琊台志》记载了琅琊当地的徐福遗迹，如“徐福祠”“登瀛桥”，并收录了多首文人咏叹徐福的诗作。

四、近现代：海洋文明的象征
　　时至今日，徐福已基本完成了从方士到航海家、从求仙者到文明传播者的形象转变。在世界航海史上，徐福东渡比明朝郑和下西洋早了约一千六百年，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了约一千七百年，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徐福也因此被后世尊为中国航海第一人，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象征。
　　这一演变的背后，折射的是不同时代中国社会对海洋和海外交流的不同理解。徐福形象的每一次转变，都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

结语
　　徐福的故事，是一段“史实为骨、传说为衣”的复合记忆。《史记》的三处记载构成了核心史料框架：公元前219年徐福在琅琊上书、第一次出海；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出海、携三千童男女与百工五谷、“止王不来”。这一历史核心是可靠的，但其中求仙求药的具体情节应视为方士编造，不能当作信史。
　　从琅琊台出发的徐福船队，或许并未找到蓬莱仙药，却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海外航行。两千余年来，徐福的形象从方士到航海家、从求仙者到文明使者不断演变，但其与琅琊的联系始终未变。琅琊台是这段文史中唯一“秦皇与徐福同台”的地面坐标，每当人读“齐人徐巿”四字，必溯至琅琊台前三月驻跸、刻石向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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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固. 《汉书》[M].
[3] 范晔. 《后汉书》[M].
[4] 陈寿. 《三国志》[M].
[5] 李泰, 等. 《括地志》[M].
[6] 张守节. 《史记正义》[M].
[7] 义楚. 《义楚六帖》[M].
[8] 于钦. 《齐乘》[M].
[9] 欧阳修. 《日本刀歌》[M].
[10] 《琅琊台志》[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