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琅琊是先秦秦汉历史上一处兼具政治、宗教与地理标识意义的海滨要地，也是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孕育的地域文化高地。据文献记载，这里既是周代齐国“八神主”信仰体系中“四时主”的祭祀地，相传又为越王勾践徙都争霸中原之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巡至此，“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秦二世、汉武帝、汉宣帝等亦相继东巡。20世纪70年代以来，琅琊台遗址历经多次调查、勘探与抢救性清理；2019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持续主动发掘，遗址先后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与“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此同时，琅琊文化研究在概念界定、家族文脉、文旅开发与海洋文明等维度持续深化。本综述以当代琅琊研究的十九篇文献（含考古发掘简报、专题报道、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与报纸报道）为对象，分考古研究、文化研究两大方向，按遗址发掘、金石瓦当、越徙地望、保护利用、概念内涵、家族文化、文旅开发、海洋文明八个主题加以梳理、分析与摘录；直接引语均注明作者及出处。

二、遗址发掘与“秦修汉葺”高台建筑的确证
　　琅琊台遗址位于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东南约5公里，三面临海，主峰海拔约183米，山巅现存规模宏大的夯土基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发表的《山东青岛市琅琊台遗址山顶建筑基址2019—202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6年第3期）[1]是近年最系统的一手报告。简报披露，2015年勘探基本探明山顶夯土分布呈“T”字形：一横长近300米、宽约100米，一竖自山顶向南延伸约180米、宽70—100米，夯土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

　　2019—2021年，联合考古队在山顶基址西侧布设探沟、探方连续发掘，确认山顶夯土为秦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其核心是一座高台建筑。简报将遗迹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壁面近垂直的夯土台基（现存高约5米，推断原高7—8米）、台下房址大台F1、廊道、以空心砖铺就的登台踏步、石铺道路，以及由入水口、地下陶管道和石砌地漏组成的完整排水系统；第二期以露天排水明沟、台基砌边石等为主，系对第一期建筑的局部改建；第三期为叠压其上的第二期夯土。出土遗物以陶质建筑材料为大宗，有筒瓦、板瓦、云纹瓦当（分四型）、“千秋万岁”与“万岁”文字瓦当及素面砖、纹饰砖等。

　　简报据类型学对比将遗物分为两类：第一类以云纹瓦当、绳纹筒瓦板瓦和素面砖为代表，“云纹图案可能脱胎于秦地的夔纹”，时代为秦代，第一期建筑亦建于秦代；第二类以“千秋万岁”文字瓦当、瓦棱纹筒瓦、组合纹饰板瓦和纹饰砖为代表，形制与辽宁绥中姜女石遗址西汉遗物相近，对应第二、三期建筑，时代为西汉，由此建立“秦修汉葺”的建筑编年。简报进而论证：第一期遗迹属流行于战国至秦汉的高台建筑，形制接近秦咸阳宫一号宫殿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佐以早年发现的秦琅琊刻石，实证山顶建筑正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所筑的琅琊台；第二、三期修缮或与武帝、宣帝东巡有关，琅琊台作为“四时主”祭祀地的国家祭祀地位在汉代已有所下降。

　　考古动态与价值判断亦见诸专题报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2025年1月3日在《中国文物报》考古专刊发表的《秦皇东巡存古迹 统一融合添新证》[2]，将近年成果概括为山顶建筑基址（“大台”）、山下建筑基址（“台西头”）、秦代砖瓦窑址区（“窑沟”）、濒海夯土平台（“小台”）、战国建筑基址（“亭子兰”）五大新发现，指出调查获得了“琅琊郡城的线索”，遗址整体为“大型高等级建筑群落”。孙立峰《喜讯传自琅琊台遗址》（《走向世界》2025年第9期）[3]记录了关键物证：2022年夏在窑址区发现复原直径逾80厘米的半圆形夔纹大瓦当，“大型夔纹瓦当是秦代极高级建筑的标准器”；2024年11月又出土此前仅见于秦咸阳宫一号宫殿的龙纹踏步空心砖。文中引项目负责人吕凯的记录：“通过持续考古发掘，确认了位于遗址核心的山顶建筑基址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所筑之‘琅邪台’，是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统一秦帝国国家工程，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认为，修建琅琊台遗址是一种“国家行为”，其遗存“代表了中国从平原走向海洋，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觉醒”（孙立峰文引）。

三、金石传统与琅琊台瓦当研究
　　在田野考古兴起之前，琅琊台遗物已进入清代金石学家的视野。李斌《陈介祺的瓦当收藏与琅琊台瓦当的传拓》（《大众考古》2025年第5期）[4]梳理了这段学术史。乾嘉以降，文字瓦当因“能考经订史”而备受重视；潍县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因居邻齐鲁故都之地利，开大规模收藏临淄齐瓦与琅琊台瓦当之先河，其成果集中见于国家图书馆藏《陈簠斋藏瓦当文字》（18册，收战国秦汉瓦当约900件）。同治十二年（1873）陈介祺致鲍康信称：“琅琊台瓦当，秦瓦也，藏四十年得五瓦。”同年他遣助手丁少山等赴琅琊台捶拓秦琅琊刻石与瓦当；吴大澂题跋追记陈介祺“游琅琊台，掘得秦瓦三百余……大半皆‘千秋万岁’”（李斌文引）。

　　李斌指出，陈介祺重视琅琊台瓦当，“一是因为其文献价值，二是因为其书法艺术”；其同治十三年（1874）致吴云书称“近熟读琅琊刻石及瓦字，颇有所得”，显示他较早发现瓦当的书法价值，与宋元明及清代前期收藏家判然有别。更重要的是年代问题：陈介祺断琅琊台“千秋万岁”瓦当为秦物，却又在致潘祖荫的信中承认其中部分“其字屈填者乃汉非秦”，其断代主要依据书体，带有明显的“望气”色彩；受其影响，高鸿裁曾将十二字汉砖误定为秦物，今人亦有沿用陈说者。李斌据此引出文字瓦当始出年代的两派之争：一派主张始出于战国秦或秦代，北宋王辟之、元代李好文、清代程敦及陈介祺属之；陈直在《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中较早质疑此说，刘庆柱则从考古资料出发，主张文字瓦当可能出现于景帝前后、普及于武帝时期，由此推断“以往琅琊台遗址出土的文字瓦当更有可能是汉物而非秦物”。文章又以1982年、1986年琅琊台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与2019—2024年发掘所获资料互证，指出新发现瓦当的“形制大小、篆书风格与陈介祺传拓和1982年、1986年的考古发现相似”，为回溯瓦当传拓史、重议断代提供了新契机，也凸显近代考古学以地层学、类型学弥补金石学局限的意义。

四、越徙琅琊与琅琊地望之争
　　越王勾践徙都琅琊是琅琊研究中最具争议的学术公案。张志立、彭云、梁涌《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考古调查综述》（载《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5]综合文献与实地调查，梳理了赞同说与置疑说两派。赞同说依据《吴越春秋》《越绝书》《水经注》等，谓勾践“徙都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国历八主“皆称霸，积二百二十四年”（《吴越春秋》），林华东等申论其说；置疑说则以《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均无迁都记载为由，顾栋高、钱穆、乐史等皆怀疑其事，施放亦撰文力主越国不可能在琅琊建都。作者认为，争议症结在于把迁都地点“放在了山东青岛地区胶南市的琅琊台所致”，而未考虑“此琅琊台是秦始皇所建，并不是越国时的琅琊都城”；据2006年两万余里实地调查提出新说：勾践迁都之地当为今江苏连云港市锦屏山九龙口古城。该城“城三面环山”，临海一面筑有半月形人工城墙（实测长约1400余米），1957年出土战国编钟，地表采集的印纹硬陶经鉴定“均为春秋中期偏晚到战国初期的陶器”，与文献所载迁都时间相符；作者并据《竹书纪年》“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9年）迁于吴”推定越都琅琊前后约九十年（前468—前379）。

　　同一问题亦见于叶文宪《从太伯奔吴到越徙琅琊的考古学考察》（《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6]。该文以考古资料验证吴越早期历史：太湖地区商代为马桥文化、属先越文化区，西周春秋时期宁镇地区流行土墩墓（吴人墓葬）、太湖地区山脊流行石室墓（越人墓葬）；连云港一带亦发现700余个与太湖地区石室墓“惊人地相似”的封土石室墓。作者据此认为，先秦琅琊地望“正在今连云港迤北山东胶南县境”，连云港石室墓“既可证越迁琅琊为信史，又可作太湖地区为越族活动区域的佐证”。两文视角不同——张志立等径以九龙口古城为越都琅琊所在，叶文宪侧重以物质文化遗存为“越徙琅琊”信史提供旁证——但共同反映出考古材料已深度介入琅琊地望问题的讨论。

五、保护利用与多学科研究
　　考古成果亦推动了遗址保护实践。郝智国、覃小斐《鲁东南沿海地区土遗址保护初探——以琅琊台大台基遗址为例》（《文物天地》2022年第6期）[7]以2012年联合考古队发现的琅琊台大台基遗址（位于琅琊镇台东头村东，南北约240米、东西约140米，面积2.6万余平方米，残台最高近16米）为个案，总结沿海土遗址保护的工艺经验。该遗址面临风雨侵蚀、海风与地下水盐分侵蚀、植物破坏三类病害，工程方经土质检测（判定为粉土）与稳定性验算后分区施工，采取林木清理、夯土台顶回填修补、土坯砌筑加固（竹锚杆、灌浆）、调整排水坡度、坡坎夯实并以玄武岩纤维布作隔离层、外围植草绿篱等措施；作者同时坦承工程存在掩盖夯土原貌、回填排水管道等不足，建议引进先进加固材料并建立保护后评估体系。

　　琅琊研究亦呈多学科交叉之势。杨子博《“琅琊之稻”考论》（《农业考古》2022年第4期）[8]以文献与考古证据复原古琅琊地区的稻作史：栖霞杨家圈、胶州赵家庄等遗址的龙山文化稻谷遗存表明，山东半岛距今4000多年前已开始水稻种植；琅琊稻分布于潍水、胶莱河与沂沭河流域，汉代有“稻县”、唐代有“芙蓉香粳”“塘崖贡米”、明清有诸城“黄小红芒”等代表品种。作者还援引曲金良、严文明等关于稻作东传路线的讨论，认为“山东半岛的琅琊稻在中外稻作交流史上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该文以农业史为主，为琅琊地区史前至历史时期的环境、生业与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补充。

六、琅琊文化概念的提出与内涵研究
　　琅琊文化作为学术概念较早由王景东系统提出。王景东《博大精深的琅琊文化》（《海岸工程》1999年第18卷第2期，全国首届滨海旅游学术研讨会专集）[9]在实地调查与历史考证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琅琊文化，应该说是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的融合，也是两种文化长期交融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从广义而言是齐鲁海上文化，狭义而言是古海港文化。它既属于东夷文化的范畴，也是中华炎黄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9]该文认为，勾践徙都筑台、秦始皇三登重筑、秦置琅琊郡及历代帝王巡幸，使琅琊地域文化获得新的内涵；作者并以琅琊台为最早的古天文观象台、琅琊古港为东周五大港口、徐福东渡启航地等论据，论证海上交通对琅琊文化形成的促进作用。

　　沈桂新《文明青岛建设下琅琊文化的传承》（《文渊》2021年第4期）[10]进一步界定琅琊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作者认为，“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古海港文化的长期融合与千年来不断积累沉淀的文学渊源，形成了以琅琊台为中心的独特又迷人的琅琊文化”，其发源于先秦时期，至秦汉时期正式形成；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兼收并蓄、学以致用的学风”与“古朴敦厚、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百折不挠的性格”等鲜明特征[10]。论文将琅琊文化定位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的优秀代表，并提出以之塑造城市精神、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生活、创新开发利用（如琅琊瓷）等路径。

　　彭丽敏、徐丛《陆海统筹视角下的齐鲁文化资源旅游开发路径研究——以琅琊文化为例》（《山东开放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11]则从资源体系角度，将琅琊文化概括为齐鲁文化中集中体现海陆兼备特点的文化形态，其资源涵盖琅琊山、琅琊台、琅琊行政区及琅琊历史名人等核心要素。文章梳理琅琊地名自周秦至隋唐的沿革：秦置琅琊县（兼为郡治），西汉元封五年郡治移东武（今诸城），东汉琅琊国都先莒县后开阳（今临沂市区），隋大业三年丰泉县更名琅琊县、唐初裁撤；并详列琅琊王氏（王戎、王衍、王导、王羲之）与琅琊诸葛氏（诸葛亮）等名人资源，为琅琊文化提供了较完整的时空框架。

七、琅琊家族文化研究
　　家族文化是琅琊文化研究中最具学术分量的领域。卢云《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12]以数百年间文士辈出的琅琊王氏为对象，将其家族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由“凸显政治意识的应用性文学创作逐步转向文学的艺术自觉”；南朝时期文学发展繁荣，王俭、王融、王筠等引领文坛风气；北朝时期则以王褒为代表，表现为南北文风的融合。家族文化研究则按曹魏西晋、东晋、南朝三期，从儒学、玄学与道释信仰三个维度考察流变：汉末魏初以儒学兴起，魏晋之际由儒入玄，东晋“出入玄儒，沾染释氏”，王羲之、王凝之一支更崇奉五斗米道，南朝则崇奉周孔、兼循老释。作者将琅琊王氏门风归纳为“门风孝友、练悉朝典和与时推迁”，认为这正是其门户数百年不坠的原因。

　　闫贝《南北朝琅琊颜氏家风研究》（郑州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13]聚焦与王氏并称的琅琊颜氏。论文指出，颜回第二十四世孙颜盛于曹魏时定居琅琊临沂，儒学相继，颜氏渐成当地仅次于王氏的名门望族；南北朝时期，颜含定立家规，颜延之、颜之推著文立训，琅琊颜氏家风的核心内涵为“孝悌持家、严谨治学、尚德敢言与淡泊名利”[13]，其儒雅传家的操守使家族在隋唐时期人才辈出。两篇学位论文共同印证了琅琊士族“家学—家风—家运”相互支撑的文化机制。

　　闫春新、刘雨晨《琅琊王肃北投及其对北朝典制与文化的影响》（《临沂大学学报》2026年第48卷第1期）[14]考察琅琊王氏文化北传的个案。论文分析王导后裔王肃于太和十七年（493年）由南齐北奔北魏后受孝文帝重用的原因：北魏对南士政策转向优容、王肃深谙南朝典章（自谓“《礼》《易》为长”）、门第契合北魏构建华夏正统的政治目标。文章进而从官制厘定、礼制建设、文化传播三方面梳理其贡献：参照南朝九品中正制为北魏厘定官品，引《南齐书》载“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参与礼制修订，引《资治通鉴》载“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提出“考以显能，陟由绩著”的监察考绩原则，并推动南朝佛学义理与饮茶等生活风尚北渐。作者认为，王肃是推动北朝政治文化“南朝化”的关键角色，其输入的南朝制度文化“最终汇入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制度文化洪流之中”。

八、琅琊文化资源的文旅开发研究
　　文化旅游开发是近年琅琊文化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刘婧堂《琅琊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5年硕士学位论文）[15]以青岛、临沂、滁州三市为对象，以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指标体系，用熵权-TOPSIS法与障碍度模型对2020—2024年三市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评价。结果显示，“三个城市琅琊文化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由高到低分别是青岛、临沂、滁州”；就核心竞争力而言临沂居首，而“从发展趋势和潜力来看，临沂琅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较青岛、滁州后劲更足”[15]。论文并指出景区开发力度欠缺、文化活动不丰富、宣传缺乏持续性等共性问题并提出对策。

　　彭丽敏、徐丛文[11]则从陆海统筹视角诊断琅琊文化的开发短板：物质遗存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临沂作为琅琊郡治、琅琊国都达二百余年却未充分开发）、东夷文化开发单点尝试、整体滞后、历史人物开发零散。文章特别指出“琅琊”品牌认知的偏移：以“琅琊”为关键词在知网“旅游”学科分类检索可得52篇期刊论文，其中介绍滁州琅琊山景区的达39篇、占75%，主张山东应“正本清源，掌握琅琊文化阐释主导权”，并通过海陆联动打造“琅琊”文化旅游带、影视赋能形成琅琊文化IP等路径加以应对。

　　王军、何云、胡啸《关于弘扬海洋文明 打造现代海洋文化名城的思考》（《中国发展》2015年第15卷第3期）[16]从城市发展视角讨论琅琊文化开发。作者将琅琊台定位为“徐福东渡的起航地、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起点”“秦汉海洋文明的代表地”，在梳理1982年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建成徐福殿等景点的开发历程后，指出当前存在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重视不够、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古城古港古台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管辖）等问题，并建议建立琅琊台历史遗址博物馆、以“一台、一港、一城、一岛”为核心推进大遗址公园建设、恢复四时主祠与礼日亭。

　　李宗妮、李霞《基于文化振兴视域的琅琊古瓷文化再探寻及实践价值研究》（《陶瓷》2020年第12期）[17]追溯琅琊瓷自大汶口文化以来的制瓷传统，从帝王带动、港口条件、多元文化集合三方面分析其成因，指出创新而制的“琅琊铁红”等新瓷已列入青岛西海岸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琅琊文化的重要载体[17]，具有实践价值。

九、琅琊台文化形象与海洋文明书写
　　琅琊台作为琅琊文化的空间核心，长期是历史文化书写与大众传播的对象。许传辉《千古琅琊台》（载《齐鲁明珠——青岛西海岸新区》2015年第5期）[18]以通识笔法勾勒琅琊台的全景：其地处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海滨，三面环海；西周姜太公封齐作八神，四时主神祠设于琅琊台；春秋有齐置琅琊邑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战——齐吴琅琊海战，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68年徙都琅琊、筑观台，秦始皇三次登临、迁民三万户、重筑琅琊台并立《琅琊刻石》，方士徐福由此东渡，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相继巡幸祭祀，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历代文人亦登临题咏[18]。该文兼具知识普及与形象塑造功能。

　　王景东文[9]对琅琊古港与徐福东渡着墨尤多：琅琊港自东周即为中国五大港口之一，亦被视为中国古代海港的鼻祖；徐福两次于琅琊台上书秦始皇，率船队约500艘、6000余人由老湾子、潮湾启航东渡。作者还以遗址发现的30多处人类活动遗存及竹林、口音、水稻、甜食等吴越民俗，论证琅琊文化在南北交融中的深厚积淀。

　　最新考古成果为琅琊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实证。徐从芬《一座琅琊台遗址 藏尽两千载古人智慧》（《联合日报》2026年5月16日第003版）[19]报道，琅琊台遗址于2026年2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4月29日又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发掘项目负责人吕凯介绍，遗址山顶夯土面积达45000平方米，确认高台建筑、立体排水系统，出土复原直径逾80厘米的夔纹大瓦当与龙纹踏步空心砖等最高等级建筑材料；山下还发现秦代窑址及边长120米的正方形院落。报道指出，遗址发现的战国齐国祭祀遗迹“实证了齐国‘八主祭祀’在秦汉国家祀典构筑过程中的重要奠基作用”，并“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吕凯认为，夯土基址将建筑重心特意置于东向，“代表着中华文明很早就面向海洋，走向海洋”[19]。这组发现与前述海洋文化论述相互呼应。

十、结语
　　综上，当代琅琊研究已形成考古发掘与文化阐释并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格局。就考古层面而言，琅琊台遗址山顶建筑基址“秦修汉葺”编年与性质的确认，使文献所载秦始皇“作琅琊台”首次获得考古实证；瓦当研究贯通了清代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的学术脉络；越徙琅琊的地望之争则在旧说之外提出连云港九龙口等新说，展现出开放的讨论空间。就文化层面而言，王景东等学者较早完成“琅琊文化”的概念建构；家族文化研究在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及王肃北投个案上不断深化，凸显琅琊作为中古士族文化高地的地位；文旅研究引入量化评价、品牌战略与陆海统筹等新视角；海洋文明研究则因琅琊台遗址考古新发现而获得坚实支撑。就不足而言，琅琊台遗址发掘尚在持续，山下院落、窑址群、琅琊郡城等遗迹的编年与性质仍待深入；越都地望诸说互有轩轾，尚需更多考古证据裁决；琅琊文化的地域边界与内涵界定尚存分歧，家族研究多集中于王氏、颜氏等少数高门，物质文化与民俗研究相对薄弱，文旅开发亦面临重景点、轻体系的困境。随着发掘资料的陆续刊布与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琅琊研究有望在实证基础、跨区域整合与产业转化上取得更大进展。

参考文献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和旅游局．山东青岛市琅琊台遗址山顶建筑基址2019—2021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6（3）：61-80．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秦皇东巡存古迹 统一融合添新证——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获重要新发现[N]．中国文物报，2025-01-03（5）．
[3] 孙立峰．喜讯传自琅琊台遗址[J]．走向世界，2025（9）．
[4] 李斌．陈介祺的瓦当收藏与琅琊台瓦当的传拓[J]．大众考古，2025（5）：32-37．
[5] 张志立，彭云，梁涌．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考古调查综述[C]//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436-447．
[6] 叶文宪．从太伯奔吴到越徙琅琊的考古学考察[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36-39．
[7] 郝智国，覃小斐．鲁东南沿海地区土遗址保护初探——以琅琊台大台基遗址为例[J]．文物天地，2022（6）：55-58．
[8] 杨子博．“琅琊之稻”考论[J]．农业考古，2022（4）：74-78．
[9] 王景东．博大精深的琅琊文化[J]．海岸工程，1999，18（2）：133-136．
[10] 沈桂新．文明青岛建设下琅琊文化的传承[J]．文渊，2021（4）：2228-2229．
[11] 彭丽敏，徐丛．陆海统筹视角下的齐鲁文化资源旅游开发路径研究——以琅琊文化为例[J]．山东开放大学学报，2025（4）：71-75．
[12] 卢云．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13] 闫贝．南北朝琅琊颜氏家风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0．
[14] 闫春新，刘雨晨．琅琊王肃北投及其对北朝典制与文化的影响[J]．临沂大学学报，2026，48（1）：88-98．
[15] 刘婧堂．琅琊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5．
[16] 王军，何云，胡啸．关于弘扬海洋文明 打造现代海洋文化名城的思考——琅琊台历史文化空间发掘与琅琊文化大遗址公园建设[J]．中国发展，2015，15（3）：46-49．
[17] 李宗妮，李霞．基于文化振兴视域的琅琊古瓷文化再探寻及实践价值研究[J]．陶瓷，2020（12）：150-151．
[18] 许传辉．千古琅琊台[J]．齐鲁明珠——青岛西海岸新区，2015（5）：85．
[19] 徐从芬．一座琅琊台遗址 藏尽两千载古人智慧[N]．联合日报，2026-05-1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