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阳极保护技术在船舰原址保护中的初步应用研究_席光兰，周春水
　　文中以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为核心，阐释牺牲阳极阴极保护技术原理、材料体系，并结合南澳 Ⅰ 号、致远舰、经远舰三处沉船开展实践分析。该技术依靠电位更负金属构成原电池，以阳极自身消耗实现钢铁文物防腐，分为铝、锌、铁基及复合阳极四类，海水环境优先选用铝合金阳极。南澳 Ⅰ 号为木质沉船，采用碳钢防护框架搭配铝阳极防护；致远、经远舰为铁甲沉船，直接水下焊接铝阳极减缓舰体腐蚀，初期均实现文物防腐蚀、防盗捞效果。但长期跟踪发现普遍存在阳极腐蚀过快、水下焊接虚焊引发阳极脱落、复杂船体寿命测算不准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水下施工条件受限、传统经验设计难以适配复杂海洋环境与异形船体。文末提出后续研究方向：筛选适配海域的阳极与涂层材料、完善船体测绘测算、开展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优化水下安装工艺，借助数值模拟构建科学保护方案，提升水下沉船原址长效保护能力。
[1]席光兰,周春水.牺牲阳极保护技术在船舰原址保护中的初步应用研究[J].中国文化遗产,2019,(4):67-73.

从沉船考古看海洋全球化在环中国海的兴起_吴春明
　　文中以环中国海三百余处沉船遗存为核心，分三阶段梳理海洋全球化演进脉络。9—15 世纪唐宋元明中期，以福船为主的本土商船构成 “四洋” 独立贸易圈，船货以中国陶瓷为核心，代表沉船有南海一号、新安沉船；14 世纪中叶至明海禁阶段出现 “明代空白期”，东南亚陶瓷替代华瓷，贸易中心南移南海。16 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葡、西开辟印度洋、跨太平洋环球航线，马尼拉帆船、欧洲东印度公司商船连通新旧大陆，闽粤华商接驳洋船完成本土贸易圈全球化转型。文中分述欧洲远洋沉船、环中国海明清本土商船出水文物特征，以陶瓷、金银、外销定制器物佐证东西方物资、文化双向流通，指出沉船考古实证环中国海从区域内循环走向全球贸易的完整历程，揭示 16 世纪后海洋贸易格局变革、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轨迹，为海上丝绸之路与早期全球化研究提供物质证据。
[2]吴春明.从沉船考古看海洋全球化在环中国海的兴起[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5):46-58.

大海寻踪：深海考古的发生与发展_丁见祥
　　文中系统梳理全球深海考古发展脉络，界定以 1964 年专为考古设计的阿瑟拉号载人潜器问世为学科起点，整体划分为三阶段。1964—1979 年为初创期，作业深度百米以内，依托载人潜器、饱和潜水开展试验调查；1980—1999 年快速发展，ROV、载人深潜器普及，可开展数千米深海探测，泰坦尼克号等重大遗址在此阶段被发现；2000 年至今进入深化调整阶段，考古学者掌握项目主导权，区域性综合调查成为主流，法国 “奔向月球” 等项目开创人机协同发掘新模式。文章列举挪威油气基建配套深海发掘、地中海古罗马沉船、二战舰船等典型案例，对比不同深海作业技术优劣，同时指出商业打捞对水下遗存的破坏威胁，结合《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说明深海考古保护意义，总结深海技术迭代推动遗存发掘，重塑古代航海、近现代海难历史研究的学科价值，展望我国深海考古发展前景。
[3]丁见祥.大海寻踪：深海考古的发生与发展[J].南方文物,2022,(3):131-140.

浅谈大陆架考古及其意义_丁见祥
　　文中立足冰期海平面变迁背景，阐释大陆架考古核心内涵：末次盛冰期海平面低于现今 130 米，黄、东海广阔大陆架曾为陆地，留存大量史前人类遗存。全球已发现三千余处大陆架史前遗址，北欧、地中海起步最早，国内典型案例包括余姚井头山贝丘遗址、香港黄地峒石器场、福建深沪湾古森林。文章梳理国内外大陆考古实践，对比北海多格兰、以色列亚特利特雅姆淹没古村落等海外案例，剖析我国黄海、东海、台湾浅滩陆桥考古潜力。从三重维度论述学科意义：一是打通陆地田野与水下考古边界，完善陆海一体化考古方法；二是为南岛语族起源、东亚早期海洋人群迁徙提供关键缺失材料；三是依托水下古环境遗存，复原万年海平面变化，助力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同时指出当前国内大陆架史前遗存调查仍存在诸多空白，亟需系统性勘探发掘。
[4]丁见祥.浅谈大陆架考古及其意义[J].中国文化遗产,2022,(5):34-41.

水下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变迁——兼谈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_丁见祥
　　文中以考古三大理论范式为框架，梳理 1960 年科学水下考古诞生后的理论迭代。初创阶段属于文化 — 历史考古范式，以乔治・巴斯沉船全面发掘为代表，侧重船体、船货编年与航海史梳理；80 年代转入过程主义，基思・马克尔瑞建立沉船遗址形成理论，兴起沉船人类学、船舶社会研究，强调数理统计与区域系统调查；90 年代后后过程理论兴起，海洋文化景观、船体象征、殖民考古成为新方向，注重物质文化背后社会、意识形态内涵。文章同步对应水下遗产保护理念演变：早期以打捞馆藏为主，中期重视区域调查与原址保存，当代倡导陆海协同综合保护。结合中外考古实践对比，指出中国水下考古整体仍偏重文化历史研究，可借鉴过程、后过程理论完善研究体系，理论发展与遗产保护互为源流，多元理论互补能够提升水下遗存阐释、保护与展示的科学性，为国内水下考古学科升级提供理论参考。
[5]丁见祥.水下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变迁——兼谈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J].南方文物,2022,(3):113-121.

南海的水下遗产——“南海Ⅰ号”的发现与调查_崔勇
　　文中梳理 “南海 Ⅰ 号” 宋代沉船自 1987 年意外发现至 2004 年全面勘探、筹备整体打捞的完整调查历程，复盘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初创阶段的探索实践。1987 年中英商业打捞作业中，于粤西海疆意外发现满载外销瓷的宋代沉船，出水多窑系瓷器、金银器、铜钱等珍贵文物，考古部门当即叫停商业打捞并启动专业调查规划。因国内水下考古经验匮乏，1989 年中日组建联合调查队，俞伟超、田边昭三牵头完成首次水下探摸，初步锁定沉船方位，后日方合作中断，项目搁置多年。2001 年项目重启，考古团队分阶段开展水下试掘、物理探测、海域水文与海底地质勘测，攻克海域能见度极低、淤泥覆盖厚重、水下探测数据误差等技术难题，系统采集沉船尺寸、洋流、回淤速率、海底土层等核心数据，探明沉船埋藏状态与文物分布规律。系列调查完整记录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发展轨迹，为 2007 年沉船整体打捞提供全面技术支撑，印证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贸繁荣图景，也为中国水下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与发掘积累开创性实践经验。
[6]崔勇.南海的水下遗产——“南海Ⅰ号”的发现与调查[J].中国文化遗产,2007,(4):10-18.